刘亭

　　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全文发布，两万余言，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决定》的文眼在哪里？要害是什么？我个人觉得，主要是这样一句话：“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句话，重申了一如既往地坚持市场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这句话，表明了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今后推进改革的关键环节。

　　对于过往35年的改革得失，人们多有研判。虽有认识差异，但绝大多数还是首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对此如何把握？当时就有一句经典解读：“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随后党的十五大重申，“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则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又有所强化，调整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年来，这一提法虽有微调，但基本口径未变。而实际生活中给我们的感受，不但“基础性作用”远未充分体现，就连时时与之并提的“宏观调控”，似乎都变了味道，成了计划经济某种意义上的“回归”。“全能政府”等是其典型症候。而全社会的创业精神销蚀，权力寻租，则是更为危险的信号。

　　大约正因为此，中央鲜明强调“决定性作用”，并回避了往往与此对应的“宏观调控”提法，而宁可采用“政府的作用”这种比较直白易懂的表达。

　　我以为，千万不要小看了三中全会的这一论断。一是因为它处于核心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二是因为它的特殊针对性，“继往而开来”；三是它的态度极其鲜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以至此？

　　大凡近现代以来各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基本经济模式的选择问题。尽管各国的资源禀赋、历史传统和人文社会大不相同，但无非两种：一是市场经济，二是计划经济。经过上世纪的漫长实践，就总体而言，市场经济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执政、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在历经波折之后，最后也是选定了走市场化之路。并经前些年的改革开放，成功地启动了经济发展基本模式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

　　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发展粗放、效益低下；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信用失范、竞争无序；分配不公、贫富拉大等问题接踵而来。为此，中央顺势而为推出了科学发展观。但是，这一美好愿景的落实，将最终有赖于制度安排的变革。正如过往多次强调的“要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所言，我们还必须正面回答一个究竟何为这一体制机制的问题。

　　于是，两个方向的路径选择就变得非常紧迫了：是将上述种种问题，归结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合国情和时宜，因而主张倒退回到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去呢？还是把问题归结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到位，因而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将市场化改革推向纵深呢？结果我们看到了，中央顺应时代的发展和民心所向，将“基础性作用”调整为“决定性作用”，这也就是将“宏观调控”调整为“政府作用”的深意。

　　恰在此刻，读到了三中全会参与起草者、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对三中全会精神的“权威解读”。他称将市场的作用从“基础”变为“决定”，是“《决定》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称赞这一论断“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抓住了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与1992年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这一论断具有同等历史地位，将发挥同样的巨大作用”。

　　借问改革何处去？一锤定音“决定性”！

　　（作者为区域经济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