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伟

　　判断全球经济政策动向，只须盯住三个核心地域的三大经济体即可，即美国、欧盟和中国。近期若细看这三大经济体经济政策动向，不难发现，美国和欧盟的政策环境在转好，政策目标单一化，而中国面临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更趋复杂，政策目标趋于多重化。

　　美国经济如果不是完成了一次结构性调整，至少应该认为其结构调整已经上路，前景较为明朗。产业层面看，大批低效率企业顺势淘汰出局。大众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空前地高，即便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难以鼓起泡沫，因而短期内还看不到通胀威胁。而联储持续的量化宽松，抑制了美元升值预期。由此，美国宏观经济政策面对的问题趋于简单化。经济学上看，一国两大宏观政策所须面对的目标有四个，分别为增长、通胀、汇率和国际收支。其中增长等同于就业。目前美国的情形是，宏观政策的后三个目标均无大的隐忧，决策层面对的最大难题，是持续增长的财政赤字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唯一希望，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率。据测算，只要把增长率由目前的平均2%左右提升到2.5%以上且持续一年时间，失业率就能降到6.5%以下。而随着失业率的下降也就是就业增加，大众收入随之增加，政府税收也会增加，而失业救济等社保支出则会减少。财政“内在稳定器”将发挥正效应，总的财政赤字将趋于减少。这就是说，美国经济所有希望都寄于一个动作，这便是刺激增长。而时下的政策环境也有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紧财政松货币也是唯一的选择，紧盯增长和就业目标的联储货币政策效应在释放。宏观政策目标明确而单一。

　　欧盟经济刚刚经历了一次“温和的衰退”。说其温和涵义有两层：一层是衰退比经济界原先预期的时间要短促。2012至2013岁末年初当欧盟边缘成员国推出空前的紧缩政策之际，经济界占优的预期是，欧元区经济将经历两年以上时间的严重衰退。现在来看，这块经济在2013年2季度即已触底回升，若三季度继续回升，则只经历了6个季度的负增长，仅比“标准衰退”（即较连续四个季度负增长略长些）。另一层是说经济收缩比预期的要小得多。就整个欧盟范围看，包括英国在内的核心成员的经济反弹强劲。接下去看，欧盟最紧迫的目标也是提升经济增速。实际上对于欧盟而言，财政紧缩导致的经济触底后的自然回升，初步奠定了下一轮增长的基础。后面要做的事，无疑是防止主权债务危机的返潮。而防止主权债务危机返潮并摆脱的唯一出路，也在于增长。这样看，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政策脉络也很清楚，增长就能增加政府收入，弥补财政赤字，走出主权债务阴影。

　　和美国及欧盟两大经济体相比，时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最复杂，也最不易把握。一方面看，增长并非中国经济时下最紧迫的问题，最紧迫的问题是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更宽泛的转变增长方式。环境制约趋紧、劳动力等要素供给抽紧、出口市场扩张乏力等问题凸显，无不表明：转型升级刻不容缓！要推动转型升级就得放慢增速，在增速和制造转型升级约束条件之间寻找平衡。事情越来越清楚，如果一味强调增速，企业和产业面对的约束条件就小，就会沿着粗放老路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就宏观政策四个目标来看，每一个都不可掉以轻心，都须盯牢。其中增长目标不可过低，过低了会导致失业增加，加剧收入不公；通胀随时都有反弹的可能，因为发了全世界最多的货币；人民币升值压力亦步亦趋，因为积攒了太多的外汇储备。在这同时，庞大且还在增加的外汇储备，也增加了国际收支再平衡的难度。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时下中国经济正处转型攻坚期，政策环境最为复杂。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还不能仅凭简单的市场经济方式解决。作为制度转型尚未完成的经济体，中国时下的许多问题都与制度相关联，最大公约数是体制，改革是解决此类难题的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出路。也正基于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更加让人们期待。

　　（作者为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诺丁汉大学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