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拨冷空气南下，秋意渐浓。从嘉善县城驱车沿着西丁公路一路向北，穿过申嘉湖高速，越过“上海人民欢迎你”的高速口，继续往前10公里，沉香荡、小白荡、白鱼荡，一片片宁静的水面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我们的目的地是嘉善县姚庄镇渔民村。这是浙北地区唯一一个纯渔民组成的具有行政建制的渔民村。全村190多户人家，不到1000人，600亩的面积中90%是大大小小的鱼塘。

　　百里郊原似掌平，竹枝唱出尽吴声；走遍绿野停舟晚，灯火渔火相映明。吴根越角，鱼米之乡，怎样继续这般盛名？

　　老日子：苦涩中的甜

　　“鳝长鳅短鲇阔嘴，龟厚鳖薄蟹无头；一曲渔歌贴浪飞，十二个月唱到头；正月鲤鱼讨口彩，跳出龙门好运来；二月银鱼白嫩嫩，炒蛋白玉嵌黄金……”这首《十二个月鱼名歌》记录了一年十二个月每月能捕捞的鱼种。渔民村的老人们还能完整唱出来，即使牙齿已经掉光，满头银发闪闪发光。

　　82岁的沈雨林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普通话都不太听得懂，走路也有些颤颤巍巍的感觉，双手却无比灵活。“钓钩捕鱼、丝网捕鱼、过江笼子捕鱼、撑索捕鱼……”他一边数着捕捞技术，一边双手左右划拉，模拟张网的动作。

　　沈雨林祖祖辈辈打鱼为生。他的父亲去世得早，14岁那年姐姐嫁人以后，他和母亲两人在父亲留下来的小船上相依为命。

　　风里来雨里去，他摇着船跟着鱼群在水面漂着，哪里有鱼就去哪里。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在岸边挖蚯蚓做鱼饵，忙碌一上午，下午理出500个鱼钩，夜间放进水里，半夜2时起来收鱼，第二天一早去集市上卖掉。

　　日子是艰辛的，偶有几抹亮色。为了多捕鱼，养活母亲，他没事就钻研捕捞技术。在沈雨林的记忆中，最多的一天他捕了50多斤鱼，乐坏了。吃完还剩下好多鱼，他找人换了桐油，把船好好修缮一番，又换了一些柴米油盐。

　　1950年，沈雨林和一名渔家女结成了夫妻。船依旧是那条船，生活依旧是老样子。转眼又过了些年，几个儿子的出生，让船变得拥挤不堪。他下定决心，花了十担糙米的代价，请人造了艘新船。糙米是借来的，花了很长时间才还清债务。

　　1968年3月18日是沈雨林的大喜日子。那一天，他和妻子以及5个儿女正式上岸了。当时政府出台了渔民上岸的政策，沈家分到了28平方米的宅基地，一家人从船上住到了屋子里。依旧以打鱼为生，晚上总算有了个能遮风挡雨的窝。1982年，随着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开始，沈家分到了16亩鱼塘。

　　由于家里人口多，打鱼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沈雨林的5个子女，只有2个儿子上了初中，其他3个小学都没读完，就早早地学手艺养家了。现在，他的子女中，只有大儿子沈小弟照料着家里的鱼塘，其他几个子女都转行了，不再和鱼打交道。

　　新渔村：模糊的水乡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沈雨林的生活中，和鱼相关的物件逐渐消失。当年用十担糙米换来的那艘船，多年来跟着他走遍江浙沪水网，早已破败不堪。有一年村里修大坝的时候，沈雨林将它沉到了大坝口。而家里的鱼钩、鱼具和船只，早已爬满了蜘蛛网，在镇里和村里收集渔文化相关的东西时也被取走了。

　　纵然不再捕鱼，但水质渐渐变差，鱼越来越少，很多鱼慢慢不再出现，渔民村的村民都看在眼里。沈雨林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苦涩。

　　“当时我们这边有一种鲈鱼，个头不大，一条不到2两，但鱼肉像雪一样白，肥嫩鲜美，吃完嘴巴里都留着香味，我一直很怀念。可惜最后一次吃到已经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沈雨林说。

　　沈雨林印象中的这种鲈鱼，曾经被乾隆御赐为“江南第一名鱼”，现在已经绝迹。原因很复杂。工业污染、养殖污染让水质变差，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阻挡了鲈鱼的洄游路线。现在，野生鲈鱼基本上绝迹，人工饲养的鲈鱼个头不小，味道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现在，村民们津津乐道的，不再是今天捕了多少鱼，而是今年卖鳖赚了多少钱。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民们发现光靠有限的水域养鱼效益并不高，开始进行水产养殖。现在全村500多亩池塘里大部分养的是鳖。在村里养殖能手的带动下，进行鱼鳖混养，注册商标“六塔鳖”现在已经很有名气。渔民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5000多元。

　　鱼少了，捕鱼的人也少了。虽然过着和城里人相差无几的生活，但在沈雨林的内心深处，自己是渔民，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大概十年前，当时有人说渔民村要和隔壁一个农业村合并，沈雨林很愤怒。同样在船上生活过的同村人，60多岁的曹阿留则很能理解。曹阿留说，捕鱼很辛苦，现在只有50岁以上的人还会驾着小船出去捕鱼，年轻人吃不了那种苦，已经不会那些捕鱼技术了，基本上都在外面打工。

　　渔文化：倔强地新生

　　同龄人渐渐逝去，沈雨林成了村里的“老古董”。在政府的主导推动下，渔文化开始以种种形式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新生。

　　沈雨林没念过书，不明白什么是文化，却以自己的方式在默默参与。

　　2012年，村里投资9万多元，建成了一条渔文化长廊。这条长廊架设在村口旁的河道上。十几米的长廊两侧，一幅幅画，记录了渔民村渔民的捕鱼场面，还有鱼叉、竹筒、百脚笼等一件件渔民村先人根据生活经验慢慢摸索出来的捕鱼工具介绍。这里面，有着沈雨林曾经用过的工具。

　　今年8月，姚庄镇文化站编写的书籍《江南水乡最后一个渔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书里详细记录了渔民村村史、捕捞技艺、渔歌谚语等渔文化历史，沈雨林以前打鱼的照片、工具出现在了书中，他的故事在书中也占据了好几页的位置。

　　而懂得几十种捕捞技术的沈雨林，现在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淡水捕捞技艺的传承人，这项技艺已成功申报省级非遗名录，正在冲击国家级非遗名录。

　　而最近，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还有渔文化展览馆，“这样可以让那些美好的记忆永远保存下去。”

　　村委会一楼的两间屋子里，已经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渔网、鱼钩等捕鱼工具。“这些很多都是以前使用过的渔具，将来都要放进展览馆里面，让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渔民村对于未来渔文化展览馆的建设早有规划。

　　“现在既是时不我待，也是有心无力。”村干部告诉记者，一方面，一些技艺和渔具已经失传；另一方面，受土地、资金、人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传承和弘扬渔文化又变得长路漫漫。

　　姚庄镇文化站站长苏丽君花了六年时间参与完成了《江南水乡最后一个渔村》这本书，也全程参与了“申遗”。她的体会更为深刻，现在申遗、出书都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将渔文化保存下来，同时延缓其消亡速度。现在连保存这一步还没做完，要让其传承下去、推广出去，还有很多难题要解决。

　　“村子里现在搞起了很多‘渔家乐’，尝试将旅游与渔文化进行结合，通过旅游开发，吸引游客参与，最终推动渔文化的传播。”对于今后渔文化的开发，政府和民间都动了不少脑筋。

　　是更好传承还是慢慢消亡？渔文化走在了转折的十字路口。

　　渔民张林根扛着甲鱼钩，站在鱼塘中间的小船上，随风摇曳，塘里的甲鱼时不时露出水面，张林根甩竿而去，伴随着鱼线在空中画出的一道美丽弧线，十米开外的一只甲鱼被“打”中了，收线、提竿、装袋，这种最传统的“打甲鱼”技艺引来了渔家乐游客的一阵喝彩声。

　　走出渔民村，落日余晖洒满了成片成片的鱼塘，绚烂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