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任期两年。这是该组织历史上首次由中国人出任这一职务。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日趋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高官的角逐场，出任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到联合国维和部队战区司令、世贸组织副总干事等要职。这股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新力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对于这一现象，资深外交官吴建民归因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世界对中国的需要。“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让世界刮目相看，发展道路得到很多国家认同，世界需要中国参与的呼声也日益提高。”

　　据一位曾在联合国担任高级职员的中国外交官介绍，一般来讲，一个国际组织对于其国际职员的来源都有具体的原则，比如公平地域原则、能力原则、会费比额原则。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显著上升，中国向各国际组织缴纳的会费也有大幅度增加，这在客观上为更多中国籍人员到国际组织任职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以及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也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新兴国家得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组织。

　　长期从事国际组织问题研究的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认为，很多国家对于源起于西方的传统国际组织中的世袭制权力传承意见颇大，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过程中倒逼这些国际组织作出变革，扩大代表性，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

　　而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参与国际组织的能力和积极性，为新兴国家进入国际组织提供机会。“可以预见，今后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职位的情况还会越来越多。”苏长和说。

　　然而，抛开与自身纵向对比取得的进展，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人就任国际组织高官的人数及比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籍职员在国际组织中普遍存在代表性不足及职位偏低的现象。这直接导致我们在国际组织的话语权不够，而这与我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不符。

　　据联合国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截至2013年6月30日，供职联合国秘书处的非语言类中国籍专业人员共74名，低于联合国开列的116人至157人的恰当幅度，被列为任职人数偏低国家。其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中国籍职员共11人，低于美国（48人）、英国（19人）、法国（18人）、德国（17人）、日本（14人）等发达国家，虽略高于阿根廷（9人）、印度（9人）、韩国（7人），但考虑到中国数倍于这几国的会费分摊比额，这样的人数确实不占优。

　　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话语权，派遣、鼓励更多中国人到国际组织就职是一条良策。

　　吴建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建议，中国要加大向国际组织派人的力度，理由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的地位在上升。“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组织是修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员至关重要。”

　　他举例说，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人知道，负责会议流程的各委员会秘书作用非同寻常。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如能在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提出的建议不仅会得到国际社会认同，也能照顾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除了向已有的传统国际组织输送更多人才外，专家还指出，中国还应拓展渠道，倡导设立新的国际组织。

　　苏长和说，中国已成功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过去十年也参与创立了一些可转变成国际组织的合作机制，如金砖国家机制等。未来，中国应继续倡导建立更多的多边合作平台。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