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社会各界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出了所谓“383改革方案”，亦在坊间广为流传。这份方案虽是部门一家之言，且带有很强的研究色彩，但方案中的基本思路取向，值得重视。

　　作为改革的“顶层设计”，我想三中全会一定会坚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既定方向，一定会将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环节，一定会把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在转型发展的基础之上，一定会采取标本兼治、长短结合的策略方针。另外，对于改革的领域，一定会有广泛的涉猎；对于改革的重点，一定会有突出的强调。作为地方政府来说，要特别关注一下这种综合改革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及研议一下我们的作为空间。

　　我想，这次改革会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一次重构。譬如383方案提及的“将基础养老金、司法体系、食品药品安全、边防、海域、跨地区流域管理等划为中央事权，建立低标准均等化的‘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制度……并最终取代户籍制度”，“地方政府自主事权必须和财政收入基本匹配”，等等。方案所述要点，在于改变目前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格局，同时地方政府今后势必要循着“人口自由迁徙”的法理，切实地担当起基本公共服务按常住人口均等化提供的责任。而当户籍背后所承载的福利待遇关系理顺之后，城乡和地区分割的户籍制度自然而然地会淡出历史舞台。

　　这次改革还会对地方政府的运作机制带来重大的改变。譬如383方案提及的“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处置权、抵押权和转让权，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非农用地市场”，“改政府卖地为国有土地资产经营，明确国有土地资产经营收益不得当期使用”，以及调整分税制，五级财政改为三级财政；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和房地产税，补充地方收入等。方案所述要点，在于废止“土地财政”的模式，淡化工业财政的影响。究其实，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失控的“招商引资”和“造城运动”，包括大量产能过剩和社会失衡现象的深层根源，均与现有财税和土地的制度安排有关。一旦改变，地方政府将不得不更加注重服务业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文社会的进步，并对今后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可能发生的卖地造城、暴力拆迁等倾向，有所阻遏。

　　这次改革更会对地方政府本身的职能转变，提出更高的要求。譬如383方案提及的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规范其发债行为；未来九年内，地方政府需要精简五分之一的机构人员，要减少管理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政府机构（同步健全社会组织和公民自治），地方政府官员业绩和GDP脱钩；减少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杜绝地方企业垄断地方行业现象，等等。方案所述要点，在于中央政府力推转型之后，地方政府必须紧随跟进。本月初李克强总理在京主持召开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召开，就已透露出相关的改革部署。浙江早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了转型发展的主线，并为落实这一主线提出了经济、社会和政府三大转型的任务。本届省政府履新以后，也将全国审批最少、效率最高作为政府转型力争实现的重大目标，这都是极其明智之举。

　　浙江在过往改革中的成功，盖因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且深受永嘉学派“工商皆本、义利并重”的启蒙，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届省委省政府足够的开明和高明（开明即高明）。35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如今再凭借简单的“一放了之”肯定是不灵了。如何在制造和产品的市场化之后，进一步推进资源和要素的市场化；如何在经济基础市场化之后，进一步推进“耸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也能市场化或谓法治化，这是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势所趋。如果浙江能尽早意识到这一点，在以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的新一轮综合改革中仍能领先一步，那重振当年在全国改革和发展的辉煌，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作者为区域经济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