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宁 通讯员 陶伟烁

　　大多数人对这样的新闻已不再陌生——上周，我国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多地发生大雾或雾霾天气。受天气影响，哈尔滨全市中小学停课，东北多条高速公路被迫关闭。长春市气象台发布最高等级的大雾红色预警信号。在杭州，近十天来雾霾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雾霾这个词，中国人熟悉了3年。2011年冬，因为部分知名人士和机构在微博的热传，它随同它的主要成分PM2.5开始进入公众视线。3年来，它的每一次袭击，都令人猝不及防。

　　复旦大学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庄国顺对这一切“早已有数”。今年，他的研究课题“中国大气污染物气溶胶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后，他的名字便时常和雾霾联系在一起。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他就已经开始关注PM2.5，他也成为国内最早专注于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

　　几经联系，记者终于与庄国顺相约一见。

　　长途跋涉的颗粒

　　1985年，庄国顺远赴美国求学，攻读一个那时在国内几乎无人关注的领域——大气化学，潜心研究尘埃。所谓尘埃，是大气中的颗粒物，学名为气溶胶，其中直径小于2.5微米的就是危害最大、最被熟知的PM2.5。

　　庄国顺师从国际知名大气科学家Robert Duce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在太平洋中位于赤道附近的一座小岛、在夏威夷附近的海域，发现了来自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蒙古戈壁等地的细颗粒物（如今被通称为PM2.5），可以漂洋过海，长途传输数千上万公里，成为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关键一环。

　　“包裹在沙尘中的PM2.5非常稳定，能在大气中存在7至10天。”更令庄国顺担忧的是，这些颗粒长途跋涉的速度。“它们从新疆、内蒙古到北京或上海，只需要1至2天。”

　　1998年庄国顺归国时，主攻当时刚被重视的北方沙尘暴的长途传输。“沙尘暴本身只是自然现象，它的存在是人类不可抗拒的。”他说。但几乎没有人知道，沙尘暴带来的最大危害，是其中“深藏不露”的PM2.5。

　　“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沙尘‘吸附’了大量人为排放的污染物。它们和天然沙尘混和在一起，引起化学反应。”也就是说，这些细微颗粒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悄然发生着改变。“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可被沙尘所吸附，把其中的碳酸盐逐步转化为酸性更强的硫酸盐。”

　　颗粒物这种长途跋涉的“本性”，有如一个折射空气质量的天然记录器，它的出现更是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亮起红灯。2004年，庄国顺将研究的重心转向雾霾，他沿着中国的版图画出了沙尘-雾霾传输一条线，列出12个代表中国各个地区的站点。“其中包括人烟稀少，受人为干扰少的沙漠和位于海洋中的小岛。”近10年来，庄国顺带领他的研究团队，每年每个季度在每个站点连续监测，对采集到的几万个PM2.5样品进行详细的化学分析，揭示出PM2.5长途传输中的混合和相互作用的重要证据。

　　位于浙江嵊泗列岛的花鸟岛，5年前被庄国顺列入其中，作为东南沿海远离大陆的代表。“全岛人口1000多人，距离大陆200多公里，用它来对比大陆地区的空气质量。”今年年初，那场波及大半个中国的雾霾，这座小岛也未能幸免。

　　难以推卸的责任

　　谈及2013年春节前后的雾霾，庄国顺非常痛心。这意味着他从2008年以来在国内对雾霾“救火队员式”的四处奔走预警，整整间隔了5年，终于大规模爆发。

　　5年间，国内的机动车数量在成倍增长，“这是今年雾霾加重的最主要原因。”庄国顺直言不讳。从2000年起，他长期观察国内几大城市的交通排放和工业排放。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将形成硝酸盐，工业燃煤将排放硫酸盐。“大气颗粒中硝酸盐和硫酸盐的比例，能如实反馈交通排放和工业排放的相对贡献。”

　　结果令人震惊。在2000年到2003年期间，比值在1之下，工业排放物“当先”。2010年，比值刚好为1，交通排放和工业排放平分秋色。到了2013年，比值远超1.5，交通排放近乎为工业排放的2倍。“机动车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在庄国顺看来，机动车排放物中一种被称为有机烃的排放物，才是影响空气质量的“元凶”。它形成有机气溶胶之后，牢牢“锁”在城市上空，成为降低能见度的最大原因。有机气溶胶、硫酸盐、硝酸盐和元素碳是致使能见度降低的主要消光物质。机动车源排放的氮氧化物以及有机烃进而形成的有机气溶胶和其不完全燃烧产生的黑碳的迅速增加，是我国近年来PM2.5污染加重和大气雾霾频发的主要原因。

　　是时候对机动车数量“疯涨”的局面做出一些改变。据统计，2011年全国机动车排放物高达4607.9万吨。大多数大城市还是难逃雾霾重灾区的命运。

　　“城市规划也不够合理。”庄国顺说。10多年前，为了“净化”城市空气，许多工厂大迁移到郊外，他曾建议这无济于事，凭借PM2.5的长途传输，它们终究还是会“侵入”城市。他的预言也在今天应验了。

　　需要正视的现实

　　2004年，是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庄国顺离开北京，回到母校复旦大学。他给出的理由在当时似乎“不可理喻”：“我为南方的空气质量焦急，所以我离开北京，来到了上海，呼吁立即重视改善空气质量。”当时大多数人只为北方的沙尘暴焦急，未受沙尘影响的南方被视作一片净土。

　　在2000年到2004年间，庄国顺的研究却与此相背离——京、沪两地的PM2.5含量相当。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大气中PM2.5的含量在每立方米10微克（10μmg/m3）以下，才能保证不对人体产生伤害。但就在10年前，这两座中国最大城市的PM2.5浓度就已远远越过这条警戒线。

　　庄国顺的家乡福建，是全国公认的空气质量靠前的省份，但近年来连厦门的空气质量也在下滑。如果能为PM2.5大气浓度超标的区域亮起红灯，那么中国的版图将呈现一片红色。即便雾霾已经成为特定季节一触即发的天气现象，但社会却用“习惯”它，取代了正视它。

　　庄国顺坚持，大气污染不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仅靠治理几个“重灾区”远远不够。顽固的气溶胶，最终会将污染物带入并没有多少汽车和工业的乡镇、农村甚至人迹罕至的区域，一旦它们融入土中、水中，污染水环境和土壤，殃及生长其中的谷物，人类也将吃到自己种下的苦果。

　　“在这么大的环境问题面前，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应该坚持揭示科学的真相。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这也影响到几代人的生存。”年逾七十的庄国顺在他的治学治霾之路上，尽管道路坎坷，遭受过挫折，受过到误解，但他并没有避讳，正如他曾向媒体表达的：“我宁可被误解，也要坚定地秉持自己的科学精神，悉心呵护自己那块科研净土。”

　　至于我们，心中的那块净土，便是正视雾霾，正视赖以生存的土地将要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