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曾福泉

　　中华民族素来讲求礼义。先哲曾经严肃地教诲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在强调“礼”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如钱穆先生所言，礼义传统使我们形成了一种“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的生存方式。

　　由此，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大量与礼学相关的传统文献，自先秦以至晚清，蔚为壮观。然而分科治学的历史造成了礼学本身的支离破碎，系统整理和编纂礼学文献的工作长期付之阙如。

　　日前，由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大礼学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历时三年完成的《中华礼藏》首批成果陆续出版，填补了礼学研究的这一空白。《中华礼藏》拟搜集海内外现存全部礼学文献（时间下限截至1911年底），加以点校，并别加提要以介绍文本背景、版本流变和作品大略。

　　《中华礼藏》将浩如烟海的礼学文献进行科学分类，以体现礼学范畴、礼学结构、礼学思想为主旨，使文献各有所归，此疆彼界十分清晰。丛书共分9卷。

　　其中，礼经卷和礼论卷是作为源头的礼学原典和历代研究礼学的论著，如《周礼》、《仪礼》、《礼记》这“三礼”。礼器卷、礼乐卷等是基于对礼仪结构的观察而针对某一方面进行独立研究而撰作的文献，如考察衣帽服饰、佩挂、音律等规范仪节的文献。礼制卷、礼俗卷、家礼卷等是基于对历代礼仪实践的规模、等级、性质的考察而撰作的文献，从国家间折冲樽俎的外交规范到冠婚丧祭的家庭伦理。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向有礼学研究的传统。长期在本所工作的沈文倬先生被顾颉刚先生誉为“礼经研究第一人”，他培养的礼学研究人才现已成长为这一领域的中坚力量。

　　浙江大学古籍所专家关长龙教授认为，编纂出版《中华礼藏》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将使礼学研究与现实发生足够的对接，为当代社会的文化重建提供文献依据。”关长龙说，礼仪重建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而由于缺乏对经典的充分理解，目前的许多礼学实践没有根据。只有深入研究中华民族传统礼学典籍，弄清各种礼仪的特点，礼仪的具体仪节及其象征意义与精神，我们才能将其以适当的方式导入现代生活。因此，全面整理研究古代礼学著作，发掘其现代价值，无疑将为当代人的礼仪生活注入具有传统积淀的精神内核。

　　以更长远的目光来看，礼学研究还将为民族国家的认同提供思想资源。在传统中国，中央王朝通过修撰礼典，将标准化的仪式推广至全国各地，从而将各地族群整合进国家的统一话语中。实际上，千百年来国人对“礼”的认同，体现了对文化的认同、对民族的认同。传统礼学在今日社会出现复兴浪潮，印证了人们寻求文化凝聚力的迫切愿望，而《中华礼藏》将成为家国认同感一个丰富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