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伟

　　上海自贸区挂牌，引出经济界无限预期。关于上海自贸区，我想说的涵义有三层：

　　第一层是说，自贸区是“试验田”，不是“大田”，其容量毕竟有限，必须集中优势做成几件大事，而不可面面俱到。

　　当今世界有两种自由贸易区：一种是国与国之间建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所谓free trade area，缩写FTA。这是基于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和权利义务对等的承诺。典型的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去年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等。另一种是一国政府自行划定面向国际开放的小区域，英文叫free trade zone，缩写FTZ，亦可译作“自由贸易地带”。上海所要建立的自贸区，首先是个自贸带（FTZ），而非严格意义的自贸区（FTA）。区内规则以及对外经济交往原则由一国政府自行制定，而无须与别国甚至邻国协商，也无须签署双边及多边协定。这种“单边决策”机制，给此类自贸区以较大的国别政策选择权限。就这个意义而言，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余地很大。决策者须首先把握好这点。

　　第二层是说，上海自贸区的定位及内涵，远远超越世界迄今建立的所有自贸区。目前世界上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3千多个自贸区。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一为出口加工区，二为保税区，三为自由港。就国务院公布的实施方案来看，上海自贸区除了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在集聚产业及对外贸易方面的功能而外，还负有更为宽泛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发挥一个背靠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准”经济特区的功能。

　　第三层是说，上海自贸区的重头功能，在于实验与创新，而非简单模仿。全球迄今建立的各种自贸区或保税区，起步都以模仿为主。上海自贸区一开始就得靠自身实验与创新。实验的重头内涵有二：一个是深化体制改革。另一个是深化对外开放。两者彼此关联，媒体描述为“以开放促改革”，直击要害。恰是这一点，就足以营造出一种倒逼机制。这方面别的不提，单提一个就可见“倒逼机制”的厉害，这便是立马要做的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不难设想，单是这一招，就会给现行金融体制和资本管制体制以多大的冲击！

　　有人把上海自贸区和当年深圳特区相比拟，认为设立上海自贸区的意义远超深圳特区。这样比不一定恰当，但若将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创新难度和深圳特区当年比一比，倒可见上海自贸区面临挑战之严峻。

　　首先，上海自贸区承担的任务比之深圳特区当年要宽泛得多。深圳特区当年就是引进外资与扩大外贸出口，破解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困局，建立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上海自贸区面临的任务，在于为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探路。这一点说来容易做来难。难就难在中国改革迄今，那些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是难改的“硬骨头”。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长三角地区剩下的更是难上加难的改革了。就这个视点来看，上海自贸区的体制改革探路，须有非凡的冒险精神和同样非凡的创新能力。

　　其次，上海自贸区一经起步将要面对的问题，要比深圳特区当年复杂得多。其中一个是，须为中国经济“两过剩”和“一风险”的困局找到出路。“两过剩”即巨量的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过剩，这些稀缺的资源无法有效地纳入国内产业转型升级轨道。一个风险即资本外逃和实体产业空心化风险。民间资本投资难和民企融资难“双困局”，以及富人移民潮，意味着中国存在资本外逃与实体产业空心化的风险。这些都期盼通过上海自贸区的实验，趟出一条解决路径。

　　再次，上海自贸区启动之际必须直面的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也要比深圳特区当年复杂得多。当年深圳特区开张时，东西方“冷战”正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需要中国“援手”对抗前苏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普遍持支持态度，其中日本最积极。而今情形大为不同，别的不提，单是突破美国主宰的TPP，即把中国排除在外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这张网，就需要上海自贸区在体制改革上动点真格了。

　　作者为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诺丁汉大学）主任 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