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至2012年，交通运输部在没有细化人员经费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从15.56亿元科研项目预算中安排人员经费1.86亿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补贴支出。这只是冰山一角。据中国科协调查：目前我国每年投入科研经费1万亿元左右，但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左右。对此，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连说了两个“愤怒”。

　　这是个新现象。过往，我们痛恨“三公”经费被滥用。殊不知，“硕鼠”们自有妙计，“三公”经费这条“栈道”之外还有“陈仓”，这“陈仓”就包括了科研经费。

　　人们愤怒，主要是因为，毕竟科研经费是提供给兢兢业业的科研工作者科研使用的。长期以来我国的科研经费并不十分充足，而这笔经费对于改善科研环境、提升我国科研水准极为重要。如今，我们憧憬中国梦，但倘若没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创新能力，那不过也只是南柯一梦。因此，打科研经费的主意，就不只令科技部长“愤怒”了。

　　但是，其一，科研经费分配领域的乱象并非从今日始，而是由来已久；其二，科研经费即便不是被挪作他用，而是真的就只用于科研，其分配的公正与科学性本身也一直受到社会也包括科研工作者本身的诘问。比如，一些耗资几十万甚至数百万的所谓科研项目，最后的成果却不过是一些数据或事实的简单堆砌，毫无创新可言，但不少所谓专家却借此活得潇洒自在。再比如，一些科研工作者把大量精力花费到科研项目立项的公关上。不少时候，一个学校一个院系能否申请到一笔可贵的科研经费，不是在于项目本身的价值，而是在于该校能否出那么一两个在教育行政机构担当召集人、评议人的学术“大佬”。科研经费争夺的白热化使得一些科研立项变成学校实力、人脉的大比拼，甚至成为一些“学霸”式人物之间“心心相印”的利益分配。这种乱象，已经成为不少真正有志于科研者的心中块垒，大大削弱了科研经费对民族创新能力的支撑作用。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一条可怕的利益链：专家学者争抢课题“要经费”，项目组成员巧立名目“花经费”，管理者以权谋私“批经费”。

　　因此，从更为根本的角度看，一方面我们需要把科研经费纳入财政支出的大范畴加以规范，像审视“三公”经费支出一样审视科研经费的支出，使其真正用于科研，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科研经费的审计和公开。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确立科研经费的神圣性，提升科研经费分配的科学和公正性。为什么一些没有实施条件的项目能立项，为什么一些提供虚假材料的项目能轻易过关，为什么一些项目未经论证就已拿到科研经费？这些问号背后的猫腻和机制缺陷值得审视。

　　对于在低端产业链匍匐前进的中国制造业而言，中国的转型升级好比嗷嗷待哺的婴儿，急需这些科研经费帮助提升经济社会的创新驱动能力。我们再也不能让一些“学霸”一手遮天、掌控科研经费的分配，再也不能让不正之风、山头主义占领科研经费的分配，真正让好钢用到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