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诺奖铃响的一刻
李月红
李月红
电话并未响起。理查德·施勒被放单了。
被誉为细胞运输研究领域的两个“黄金搭档”组合,詹姆斯·罗思曼和兰迪·谢克曼获得2002年度美国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托马斯·祖德霍夫和理查德·施勒则紧随问鼎今年的拉斯克奖。可这一次,2013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恰恰只授予了前三人。
事实还不止如此。这也意味着,在这一研究领域,理查德·施勒彻底与诺奖失之交臂。
一切,均源自诺奖规则——“每个领域内不得超过三个获奖人,有助保持奖金的荣誉和金钱价值”。而理查德·施勒正是那第四人。
112年的诺奖历史,有多少次三人获奖史,就有多少个“第四人”的等待史。诺奖评选委员会选择了这样一种关于科学的概念,即强调各种复杂的研究努力的累计结果,而不强调这种结果的根源。事情往往是这样,奖金授给了那些收获者而不是那些播种者;给了那些继承者而不是那些创始者。
“就像这样一些士兵,他们在一次强大的突击后,最终把战旗插上城堡的顶端。在他们加入战斗的时候,胜利已经在握;主要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才把胜利的标志交到他们手中。”物理学家约翰·齐曼曾这样描述获奖者——他们多了一点幸运。
确实如此。今天,科研正在变得高度国际化。一个科研项目的点滴进展,往往来自于全球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合作中“主要促进者”有时不止三人。因此,也总是难以从一些合作者当中指出谁的贡献最大。而且,意义重大的科学贡献往往是由许多学者做出的分工而又合作的成果,或者是由三个以上的学者做出的集体的、尽管是独立的发现。
等待吧!回溯诺贝尔奖的平均获奖年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数字——“62岁”。但他们打动诺奖委员会的,却多是35岁左右时的科研突破。所以,1969年诺奖评选委员会公布盖尔曼获得物理学奖时,几乎所有人都表现得波澜不惊,因为6年来大家每年都抱怨“今年该轮到盖尔曼了”。相比之下,发现了蜜蜂跳圆圈舞的佛里斯的人生可能更为惨淡,他等待了半个多世纪才让诺贝尔奖和世人随他的小蜜蜂翩翩起舞。
满怀期待等待吧!于科学家如此,于国家亦然。平心而论,国人的诺奖情怀,其实是一种心态进步。国家经济发展了,中国的科学家们理应为世界作出更多贡献。诺奖,不正是对有成就的人们的一种承认,对希望有成就的人们的一种激励吗?
我们正这样被激励着。当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华裔科学家相继斩获诺奖时,当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拿到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2011年度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时,当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我们似乎听见: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诺奖,脚步更近了!
带着平常心等待吧,像诺奖一向喜欢“迟到”那样。算算看,从中国恢复高考、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算起,至今不过三、四十年光阴——放在人类科技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这可是很短的一段。而且,按照诺奖评选规则,每个奖项要由来自全球的2000名评委投票,这意味着,中国科学家必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做出更多有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要知道的是,有深厚现代科学底蕴的以色列也足足花了50年,才诞生第一个诺奖得主。
等待,因为科技的美好值得等待。此刻,如果你抬头看一看头顶的灯光,你是否还记得,为了这一束自制的光明,人类等待了78年!
这就是科学,卖火柴小姑娘的童话最终等到了眷顾。等待诺奖,就像电话终会响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