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到“靠富裕群众减少矛盾，靠组织群众预防矛盾，靠服务群众化解矛盾”……

　　回顾枫桥经验走过的50年历程，人们不难发现，“以人为本”始终是它的价值准则，由此也使它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

　　“新时期的枫桥经验，可以概括为：基于‘以人为本’的价值准则，通过注重实效的安全治理，充分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有效达成社会平安与民生改善的枫桥式典范。”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余潇枫指出，枫桥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髓。从治安到综治再到平安，枫桥经验正在增加社会公平与民生改善的内涵，正在把治理拓展为管理，努力使情理与法理、安定与安康、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参与与监督等结合得更加完好。

　　浙江警察学院副院长、教授宫毅认为，枫桥经验是讲理想、讲政治、讲人文的经验。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特别重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字里行间，都浸蕴着枫桥经验的精神。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了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也是基层社会管理一种标志性的、基础性的、战略性的选择。

　　枫桥经验，适用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各个领域。诸暨市委常委、公安局长谢建平认为，枫桥经验蕴含“以人为本”的精髓，就是要求公安部门突出尊重民意理念，坚持把群众当家人，把群众事当家事，把理性执法渗入民警执法常态，把真心帮扶贯穿失足人员帮教，把真情服务融入外来人口管理，通过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认同来建立执法公信，让公安工作的好与坏由群众说了算，由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来衡量。

　　“发展和创新枫桥经验，对做好法院工作也非常重要。”省高院立案一庭庭长王君介绍，这些年，全省法院十分重视发展和创新枫桥经验，以案件风险评估制度为抓手，深入开展涉诉纠纷源头的治理。建立诉前纠纷化解机制，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和发展。

　　对此，曾在枫桥法庭工作12年的诸暨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学军，很有感触。他说，以前群众发生纠纷到法院咨询，法官往往仅从法律角度进行解释。现在，法官尽量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对一些家庭邻里纠纷、伤害赔偿及群众性事件等民间纠纷，由专人引导他们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纠纷双方往往是邻里或合作伙伴，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调解让双方握手言和，比审判更容易让人接受。”

　　“我省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工作，是最直接、最生动，也是最能充分体现新时期枫桥经验时代特征的一大创新。”省司法厅基层处处长陆德兴告诉记者，人民调解是枫桥经验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而人民调解组织的性质特点，及其广泛的组织基础和“法、情、理”有机结合的非对抗性化解方式，显现出人民调解工作在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设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

　　尤其是近年来，我省重点推进医疗、劳动、交通、物业等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据统计，仅2012年，全省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22.4万件，占当年全省人民调解化解纠纷总数的38%，调处成功率均在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