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吴劳生：1982年毕业于原浙江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1987年获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土壤系硕士学位；1991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土壤、水和气候系博士学位；2010年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资深会员，农学会资深会员和土壤学会资深会员。他一直从事土壤物理与水力学性质及水资源管理技术方面的教学、研究和推广工作。2010年，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来浙江大学工作。

我在美国参与治水

　　吴劳生

　　治理水污染

　　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读博期间开始接触地下水污染方面的研究，到现在，我已比较深入地了解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水质保护工作。

　　加利福尼亚是一个很缺水的地方，加州的农业产值极大， 但90%以上的农田都是靠灌溉的。当地政府非常重视与水有关的研究。加州大学的第一个农业污染方面的课题“总量排污控制”，就是我们课题组从1996年开始做的。

　　就整个美国而言，1972年，国会通过的《洁净水法》是美国有关水质保护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部立法。当时，水污染治理的重点是点源污染，试图通过立法控制污染来源明显的工业、商业还有废水处理厂的排放。 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点源污染已从根本上得到了控制。

　　后来，政府和研究人员意识到，面源污染占排污量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水污染的主要原因。美国国会于1987年通过了一个修正案，考虑将面源污染作为水质保护的重点内容。水的面源污染防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保护地表水的质量，减少农业对地表水的污染；二是减少农业对地下水的污染。

　　重点在预防

　　控制面源污染，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首先它没有明确的排放点，例如，下一场大雨，所有的城市街道产生的污染物、农业生产过程中喷洒的农药等都是面源污染的来源。其次，它涉及面及人太多。直白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污染的制造者。比如农业污染，要做到零污染是不可能的，现代农业已经几乎离不开农药和化肥。

　　第三，治污效果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期。这个滞后效应可能很长。比如，地表水的改善会比较快，但是地下水中污染物的滞留时间也许是上百年甚至是成千上万年。一旦发生了污染，有些物质会降解，有些则不会，而且，有的污染是基本没有办法治理。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是集约型农业。在大生产过程中，节水、节肥都有比较明显的经济效应。相对而言，中国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农业为主，使得实行面源控制的难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对农民的普及教育就显得更重要。

　　所以，面源污染防治，更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预防上。有时候我回来，看到国内经济蓬勃发展，心里很高兴，但也有很多担忧，我们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是前所未有的。

　　法治更重要

　　我的体会是，水污染的治理，不仅需要政府的决心，研究人员的努力和公众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法治”，不能让法规条款停留在纸面上。

　　在美国，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促进了水污染的控制。在加州，如果没有允许使用农药的执照，就不能购买某些限制类的农药。普通的用户只能买一些浓度和毒性很低的农药。专业的喷洒需要经过考试获得执照。农药的储藏、运输，使用后多余的农药怎样处理，都有细致的规范指导农户。此外，美国还有很多培训制度。比如使用农药的人要保有他们的执照，每年就要参加一定学时的培训。

　　除了法规，更重要的是推广，我就是加利福尼亚州水质量技术推广协调员，工作包括为农民讲课、发行通俗易懂的读物、建立网站，让农民知道什么样的地适合种植什么作物，用什么样的灌溉方法比较好等。

　　应该看到，我国在治水的制度管理上还存在差距。虽然也有很多相关法律，但实施得还是不够，特别是缺少可操作的细则，无法严格执行。这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的、可操作的治水方法，是科学家的职责。而水质的大规模保护和改善靠的是全社会长期共同的努力。

　　（本报记者 李月红 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