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迟公

　　陈明灿一家的命运，因为一粒樱桃被改变：儿子陈扬被樱桃核呛入气管脑瘫，他无钱救治，求助无门，他选择去抢银行，最终入狱。前两天，命运再次改变：藉借媒体报道，好心人捐款百万元，儿子的生命迎来了希望。至此，事情大体落幕。

　　对于这个结果，陈明灿很是心满意足，于是在看守所里吐出四个字：再无所求。这一极端事件，却让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位父亲为救儿子，含泪“抢银行”，映射出这个打工家庭的脆弱和无助。孩子的不幸遭遇，父亲的无奈之举，让人一声叹息，留人一串思考。

　　社会学中有一个结构性紧张理论，认为在社会快速变迁的环境中，由于缺少足够的公平设计，属于某些群体的人，可能缺少机会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成功目标。某种程度上，社会结构限制了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结果是，这一群体中的人或许会铤而走险以一种“失范”尝试成功。

　　陈明灿的越轨行为，即属此例。作为第二代打工者，他依然无法逃离“农民，还是市民”二元结构之问。无论他如何辛苦劳作，都难以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而一场变故则可能让他的家庭无法承载。当地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救助有政策，陈明灿却因不能办居住证而无法享有。原因是，他一家子没有养老保险，没到结婚年龄就生子，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他是有错，但我们不能跟着一错再错。当一个家庭面临重大不幸，不能因为没有这个证那个证，而被社会轻轻撂在一边。这既是个体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

　　“抢银行”的行为绝不可取，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允许极端暴力存在，不管有意还是无奈。我们可以同情，却不可放任。那么，他是个案吗？显然不是。之前，也有过类似的事件。陈明灿或许是幸运的，他引发了社会关注，他遇到了好心人，一切具有偶然性。这不应成为一种获得救助的常态，因为还有许多“沉默的声音”尚未被打捞，媒体也不可能做到关注每一个这样的人。

　　一个孩子的不幸遭遇，是一个社会敏感的温度计，常常能测出社会和人心的冷暖。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是，无论是谁，无论在哪里，一旦遇到大事，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总会有人伸出援手，而不是让一些人待在被遗忘的角落。属于“夹心层”的陈明灿可以再无所求，整个社会却不应就此止步，而是力争减少直至断绝这种“抢银行”式的无奈。

　　小小一纸户籍，将人们的身份紧紧贴在城与乡的两面，满载了无数人的具体利益，成为教育、卫生、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众多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藩篱。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一系列改革举措中，国务院已经承诺“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一些改革条件相对成熟的地方也正在积极摸索，并取得了不少的经验，藩篱开始扯开一道道裂口。这是一个艰巨复杂的过程，负重前行中让我们无限期待。届时，陈明灿式的悲情或将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