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形式主义，人们可能立马会想到一些部门做工作时习惯于刷墙贴标语、搭架走过场之类的应付上级糊弄百姓的行为。事实上，机关里党八股式的僵化文牍、穿靴戴帽的会议程式、迎来送往的繁琐礼节等，都是形式主义在作祟。

　　其实，形式主义实属百害之首，即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无处不在，可综括为：一是虚假统治了真实。人们戏言，当下唯有假发是真的！虚假的泛滥，使得形式戕害了内容，劣质战胜了优质。二是从众心理浓厚。为了贴一个洋标签，许多家庭不看财力、不论智力，一窝蜂似地送子留学。从众行为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形式成本。三是信仰错乱。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财神成了万神之神，仅仅是个数字符号的“8”，却成了稀缺性资源，引发众人竞购；看风水成了新兴产业。一些人为了钱，无所不用其极！

　　上述的行为异化，从理论上讲，涉及到一对古老的哲学范畴：内容与形式。它最早生发于亚里士多德，后演化出了形式存在论，即构成事物规定性的是其质性及功能，形式是其存在的方式。只有当两者充分适配时，内容才不至于被形式所桎梏，形式也不至于为内容所虚化。康德和黑格尔由形式内容论又发展出目的手段论，即目的是行为主体在观念上预设的活动结果，手段则是连接主观目的与客观存在的桥梁。显然，就一个方面而言，手段（形式）只是实现目的（内容）的中介（过程），且目的具有给定后的唯一性，手段却具有实施中的选择性，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即喻此意。感性地说，人类的理性力量内在地要求其为实现目的而选择最佳路径，即成本最小化。因此，走捷径、图形式，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

　　从现实中看，是市场中站着的怪影。这得从市场经济起源说起。西方社会在经历黑暗漫长的中世纪之后，马丁·路德于1517年贴出了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开启了宗教改革的大幕。此前，他在翻译《圣经》时特意将希腊文中的“职业”意译成德文的“天职”，意在培育新教徒视世俗职业为响应上帝召唤的天职观念，引导教徒形成勤俭敬业、自制禁欲、精于计算、合法谋利的生活态度和经济伦理，这吻合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资产者的人格特征，后被马克斯·韦伯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经过200多年的世代传承，到18世纪下半叶，伴随着西欧轰轰烈烈的技术革命和政治革命，市场经济隆重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相对而言，我国的市场经济则是非内生性的移植型，缺乏必要的人文铺垫和精神准备，而且世俗化进程太快，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转换过于急促。昨天还在饿着肚子喊口号，今天就变成了“团结一致向钱看”！这种在经济伦理、技术创新和制度保障都不充分条件下启动的市场经济，在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力驱动下，必定出现个体理性的恶性膨胀，再现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描述的“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的情景：为物利而坑蒙拐骗，为名利而不择手段。可以说，是市场本身发酵了形式主义。

　　那么，现今何以消弭形式主义的流毒呢？

　　首先，健全经济伦理。一些人为钱而无所不为；一旦有了钱，便穷奢极侈，肆意妄为。健全经济伦理确成当务之急！而“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坚决清除“四风”，以政风带民风是首选路径。事实上，涤荡奢靡享乐之风的本身就是健全现代经济伦理。

　　其次，强化责任伦理。强化公民的法权人格意识，使其在社会生活中能够独立地选择体现自身意志且合乎理性的行为目的；同时，审慎选择手段，使目的与手段（内容与形式）之间具有伦理意义上的合理性，使行为选择与道德责任相连接。

　　时代呼唤每个人在追求人生目标的征途上，都能做到“仰望星空，心怀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