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只要坚持解放思想这个法宝，冲破各种错误的、陈旧僵化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束缚，及时地转变观念，以正确的思想观念为指引，就能化险为夷，把事业推向前进。我们党就是靠解放思想，才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迎来了改革开放；也是靠解放思想，才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议，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浙江民营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成就与辉煌，靠的也就是解放思想。现在要迎接新的挑战，战胜一切困难，实现转型升级，重振辉煌，也必须解放思想，“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以正确的思想观念引领民营经济的振兴与发展。

　　克服“自满自卑”

　　弘扬“自信自强”

　　积极向上的自我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兴旺发达、繁荣昌盛最深层的内在精神动力。浙江民营经济要重振辉煌，必须克服在一些人当中滋生的“自满自卑”意识，继续弘扬曾经拥有的“自信自强”意识。

　　浙江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能够在夹缝中生存，在逆境中成长，名扬海内外，从主体内心世界来看，极为重要的就在于我们拥有“自信自强”这种积极向上的意识。应当说如今这种积极向上的意识仍然占有主流位置，但应当看到，随着浙江民营经济日益发展，名气越来越大，荣誉越来越多，赞扬声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亲身经历民营创业磨练的老一代相继离岗，而在优越条件下接替的年轻人不断增加，还有受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使得一些人滋生了小富即满的思想，过于自豪、过于自满。另一方面，由于浙江民营经济原有的一些优势逐渐弱化，发展竞争压力加大，特别是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许多企业发展前景很不乐观，这样在自我意识上就使一些人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失去了信心，出现了悲观主义，据调查有的地方企业家信心指数创下了历史低点。这两种消极不良的自我意识如果不加以克服，必将严重影响民营经济持续发展。

　　“自信自强”作为积极向上的自我意识，它包含着主体的感悟性、主动性、坚韧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等内在特性，是主体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精神境界和思想品格的综合体现。进一步弘扬“自信自强”的自我意识，不仅对克服“自满自卑”倾向有直接的针对性，而且对于充分发挥“浙江精神”在促进民营经济的振兴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深远意义。“自信自强”贯穿于浙江精神的演进与升华的全过程，从当年的“四自精神”到“四千精神”，再到反映“浙江精神”实质的“两创精神”，都无不根植于“自信自强”，如果说“创业创新”是“浙江精神”的核心，那么“自信自强”便是“浙江精神”的根基，是实现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精神动力。

　　纠正“重勇轻智”

　　倡导“智勇兼备”

　　人的“本质力量”的构成是复杂的，但如果从对象化的行为过程来看，最基本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要敢为，这就是勇气的问题；二是要善为，这就是智慧的问题。也就是说，勇气与智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都属于人的行为素质，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因此，在发展实践的行为要求上，应当倡导“智勇兼备”的素质意识。

　　“敢为人先、勇立潮头”，这是人们对“浙商”的赞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浙江民营经济创业阶段的真实写照。但是，久而久之，便给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浙江民营经济的成就与辉煌靠的就是敢闯敢干。有的甚至以偏概全，把民企经营者都看成是没有文化，没有素质的“草民”和“勇夫”。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而错误的。浙江民营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过程，在创业之初，由于受“左”的影响，体制束缚特别严重，浙江自然资源尤为缺乏，国家没有投入，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胆量，没有勇气，没有闯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确实做了许多“胆大包天”的大事，同时由于当时经济活动还比较粗放，也不够规范，科技文化素质的要求还不太高，所以，才有可能使“敢为人先”者得以成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民企经营者也在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与此同时，一批有胆有谋、智勇兼备的后辈，也逐渐加入民营企业家的行列。智勇兼备是当代民营企业家必备的行为素质，民营企业家不仅要有开拓创新的能力，还要有抗风险、战危机的能力。为此，无论是什么原因所致，“重勇轻智”的看法都必须加以纠正，积极倡导“智勇兼备”的素质意识。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是浙江人造就了民营经济的辉煌，同时也让人们从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领悟到了人本思想。我们倡导“智勇兼备”的素质意识，就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浙江的人本优势，用浙江人的勇气与智慧去迎接挑战，战胜困难，再创辉煌。

　　正视“先发优势”

　　张扬“竞争优势”

　　在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交往，又相互竞争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体之间不仅具有先发性优势之争，还具有竞争性优势之争，以先发获得优势固然重要，但是，先发性是相对的，当某种率先成为历史，其优势也将随之衰退，而只有与时俱进地获取更强的竞争性优势，才能保持其优势地位，因而，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先发优势”，更要重视“竞争优势”。

　　浙江民营经济的成就与辉煌，固然有很多因素，但极为突出的就是获得了先发优势，不仅率先民营化，还使民营经济率先市场化、股份化、外向化，等等。由此形成了所有制、体制、机制等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随着民营经济的普遍化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造，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广泛展开，浙江民营经济在所有制、体制、机制上的优势也就相对弱化。这不仅意味着要在生产关系上深化改革，更要在生产力上推进创新，包括发展方式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特别是优化结构，实现转型升级，全方位宽领域地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我们必须从“先发优势”的误区中解放出来，大力张扬“竞争优势”的思想意识。

　　扬弃“无为有为”

　　推崇“科学引领”

　　民营经济发展与党政引领的关系，这是一个备受关注而有待解决的难题。通过历史反思，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对于民营经济的振兴与发展意义重大。

　　在民营经济发展与党政引领的关系上，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那就是“无为而治”与“有为而治”的说法，两者似乎都能从中找到成功的范例。主张“无为而治”的往往以早年的温州模式为例，而主张“有为而治”就以早年的苏南模式为例，在对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比较中却发现，温州模式的“无为而治”是与民营经济相联系的，而苏南模式的“有为而治”是与集体经济相联系的，这就给“无为而治”找到了根据。其实当年温州的“无为而治”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民营经济可以离开党政的引领而自由发展，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本该就不应该管的那一部分权力，而那个时候所谓的管也是按照传统体制的管法，这当然对民营经济发展是不利的，那时候的“无为而治”实际上是一种不自觉的“有为而治”。

　　如今“无为而治”还有较大吸引力，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有些党政部门仍然继续管了不该管的事情，二是有些企业还存在着违规的侥幸思想。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在现实背景下，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区域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区域的发展模式、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城市建设、城乡统筹、对外开放、社会和谐等问题都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所谓的“无为而治”已经根本行不通了。“有为而治”也并不是要无限地扩大党政的权限，而是要充分发挥党政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由于“有为而治”还涉及到许多其他问题，所以，在民营经济与党政引领的关系上，要使各级党政部门对民营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为，而不产生误解，特别是更好地推进科学发展，应当从“有为而治”与“无为而治”的争议中解放出来，对“无为有为”采取扬弃的态度，以“科学引领”取而代之。

　　“科学引领”就是按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充分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法规政策，运用各种方式方法积极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