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伟杰

　　农田水利工程如同人的血脉，既要有动脉的主干工程，也要有“毛细血管”的小农水工程。“小农水”是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对农业排涝抗旱、丰产丰收的直接影响最大。

　　这次旱情来得突然，但我省对全省水资源的调度有目共睹。10年前，在几乎同样的时间节点上，一场同样令人焦灼的干旱发生在浙江大地。那年夏天，229万人饮水困难，而10年后的今天，这组数字降至68.3万人。

　　全省供水总体有序，不过仍有像衢州龙游、丽水遂昌、金华磐安等地的一些高山远山地区，特别是水利工程覆盖的“末端”，出现了农作物灌溉和大牲畜饮水困难。

　　但是，同在庆元县五大堡乡，一样的地理条件，一样的旱情，竹山村凭借修建的支渠安然度旱，而一山之隔的另一个村庄却成日焦头烂额，为田间的灌溉用水奔忙。

　　究其原因，就在于是否重视小农水工程。曾几何时，我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建设了上万座山塘水库，大多数都有配套的渠系工程，为那些年我省的农业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城市和工业经济成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来源，不少地方把水利投入的重点放在城市防洪与大江大河工程上，与农业产出能力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减少。同时，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转移，农村的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有所荒疏。

　　治水兴农。在我们逐渐完成大江、大河的治理后，这种像毛细血管一样布满了大地的“最后一公里”，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该到了重视“小农水”的时候了。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听一位东阳山区的68岁老人讲起了一个故事。老人说，他的一个亲戚在水利部门工作，年后上门跟老人拜年。就问国家现在鼓励农田水利建设，老家的水库修得如何？老人一听，感到惊讶！水库几十年都没修了，哪有修得怎么样一说？

　　“国家政策是好，但凭我们几个老掉牙的农民又能干出什么事呢？”讲完故事，老人叹了口气说。的确，随着直接从事农业人口的减少，以往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而形成的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的投入机制，显得力不从心。

　　就算从全国而言，目前我国农村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主体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很难形成一种有效机制来调动农民自身的资源投入，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参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让农民动起来，就要在治水理念、投入、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多领域的创新和建设，把“钱从哪里来、工程怎么建、建成谁来管”的发言权、参与权还权于民；要让农民没怨言，就要向老百姓公开国家、政府投入的一分一厘；要让农民有积极性，就要加大农村水利设施的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民成为“小农水”工程的主人。

　　这些年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比如“以奖代补”模式、民间资本参与模式、村民理事会、农民用水协会模式等等。我们如果能把这些模式用到水利建设上，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就会搞得更好些。

　　（作者为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