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

　　8月19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华盛顿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举行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和地区形势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这次会谈是在中美关系处于新的历史时期，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进行的，中美双方都希望努力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转化为两国防务部门的具体政策和行动，以便努力构建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两军新型军事关系。

　　客观来说，军事关系是中美整体关系中最为薄弱的一环。由于历史上中美两军曾兵戎相见，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又成为美国的主要防范对象，加上美国时常插手中国周边事务并且在行动上往往都看似站在与中国对抗者的一边，使得两军之间充满了相互怀疑甚至有些敌视。一方的任何言行都很容易被对方理解为不怀好意，导致多年以来两军关系发展缓慢。

　　实际上，两军关系只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缩影。军队以保家卫国为天职，自然倾向于首先关注分歧，心理上的对外防御性较强，但归根结底，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才是导致两军互疑的基础，所以，改善两军关系必须首先从政治关系着手才容易有所收获。

　　中美政治关系常常被形容为“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这是由双方的价值分歧与相似利益共同决定了的。但是，中美关系中还有很多不易察觉但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深刻作用的因素，也在悄悄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第一，历史因素——两国没有历史积怨。美国在历史上从未单独侵略过中国，唯一一次踏上中国领土对华作战是作为八国联军的成员进攻北京，但随后又独自把庚子赔款中的部分资金拿来资助中国的留学事业；中美两国在二战中进行了大量合作并结下深厚友谊；两国间唯一的正面冲突发生在朝鲜战场上，但这并非双方主动发起，各自参战目的有限，两国的国家主权未遭侵犯且战事局限在第三国，两国平民没有遭殃，双方甚至没有正式宣战。因此朝鲜战争并未给中美留下长久的心理创伤。这与中日关系等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民性因素——两国的国民性格相对接近。地理、历史与社会结构的相似性决定了中美在民族精神和性格方面有不少共性，如爱国情节浓厚、胸怀开放、视野广阔、道德感强烈、包容异种文化、喜欢社交、不拘小节、为人热情幽默等，这种天然民性与意识形态无关。中美都具有的大国气质和开放心态，更是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所明显缺乏的。

　　第三，认知因素——角色互补促进稳定。历史上美国人一直对中国的落后羸弱抱有强烈的使命感；而中国人也时常被美国的精神与物质文明所吸引。两国的这种自然定位导致双方无形中结成了一种“教与学”的封闭循环，中美都可以从交往互动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契合点，这种角色互补的结构对于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

　　第四，人事机制因素——理性决策的推动者。随着中国海归在国内逐步走上各级岗位，外交决策中“美国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中国通”在美国军政企业中的影响也不断提升；此外中美之间也已建立起多达90多个对话机制。相互了解的增多并非必然带来互信，但一定有助于减少误判。

　　第五，观念因素——国际观的趋同与相容。中美虽然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不同，但它们对国际体系现状有基本一致的看法，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和条约的数量已达美国的90%，两国对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也有共识。相对于其他大国，中国的天性使之更容易包容（并非畏惧或放纵）美国的风格，一般不会主动与之对抗，这已在伊拉克战争后有所反映。

　　所有这些因素，无不是有利于中美之间和谐相处的，而且必然会在两军期待建立新型关系的过程中发挥微妙而重要的作用。中美建立互信合作共赢并非只是一句空话，而是具有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只要两国保持相互尊重，通过互访增进了解，逐步拓宽合作领域，中美就有机会闯出一条避免历史覆辙的新型关系发展道路，因为毕竟历史不能代表未来。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