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犹如一方鲜为人知的净土，犹如一座远离尘嚣的家园。当历史的相册翻回到60年前的那一页，我们依然可从泛黄的纸上找得到那亲切的字语：“敬老崇文”。60年时光如梭，昔日馆址所在的岳坟街已被北山路取代，牛将军二衙12号业已消逝在城市化的脚步之中。而在那块净土上却结下了累累硕果，留下了几代人的精神守望。

作始其简：栉风沐雨一甲子

　　文史研究馆是老一辈革命家源于中华民族崇文尚德的优良传统，基于安邦治国的卓识远略而创立。昔有太学，尊师选贤，设三老五更之位，起养老敬长之义。人民政府设立文史研究馆，敬老崇文，礼贤敬士，聘文化老人为馆员，使其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老有所为，共襄建国大业。

　　根据《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浙江省人民政府于1953年4月在杭州正式成立了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一个当代的“崇文院”、“宏文馆”扎根于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西子湖畔，更生长在新中国这方百废待兴的热土。

　　秉承敬老崇文的宗旨，以统战性、荣誉性为显著标志与特征的文史研究馆，是政府崇文尚德、礼贤敬士、存史资政的工作机构。谓之统战与荣誉，是指将党外人士中的社会贤达、文人士子聘为馆员，而馆员为荣誉称号。正是这样的荣誉，文史馆成了名人馆、贤达馆。当我们打开六十年的史册，一群传统文化的守望者、耕耘者，儒雅清风的形象，栩栩如生出现在眼前。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执着的坚守与追求并为之所作出的贡献，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他们对馆员荣誉的珍惜与爱戴。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政府对文史馆员敬之以礼，视之为贤，人们对其待之以尊，爱之为师。

　　六十年来，馆员的聘任标准经历了：“文、老、贫”、“文、老、名”、“德、才、望”三个阶段，共计聘任馆员381位，他们有着各自的时代特征和要求。在硕德耆宿的群老中，有国学大师、首任馆长马一浮，墨子专家、第二任馆长王驾吾，有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副馆长邵裴子，还有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和西泠印社社长的副馆长张宗祥，以及时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和著名记者的副馆长宋云彬。馆员中既有清末举人、秀才、翰林、辛亥志士，也有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少将等爱国将领；更多的是史学家、文字学家、音韵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学家、画家以及医学博士、法学家、数学家、西泠印社创始人等，他们在政府的精心安排下齐聚于文史研究馆，衣食无虞，各展所长。

　　文史馆的六十年，是忠诚守望民族精神家园而又步履稳重坚毅攀登优秀传统文化高山的六十年，更是馆员从容淡定，淡泊明志，以史载文，以文染史，文翰染濡的六十年。六十年间，馆员或个人或合作编撰各类专著700余部，回忆录千余篇，方志类著作10余部达126册。文史馆编辑出版文史系列丛书37集、书画集16集。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哲学、文化史、国学、宗教、方志、艺术评论、诗词、古籍点校编辑、随笔、书法、篆刻、画集、中医、戏曲等诸多领域。这是文史馆与馆员默默无闻所做出的努力，是二者相得益彰并无愧于历史所做的贡献。人因馆而作为，馆因人而彰显。正因如此，文史馆因馆员多为饱学之士而被称为“饱学馆”；又因馆员中耄耋老人甚至百岁老人多位，故又得名“长寿馆”，其中代表人物张任天是辛亥志士，早期的同盟会会员，为推翻封建王朝作出贡献，谢世时110岁。目前，省文史研究馆有馆员64名，专业领域涵盖广泛，工作活力不断增强，中华文脉的守望者代有人出，薪火相传。

　　“回思岁月一甲子”，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走过了无愧于时代的不凡之路。

肝胆相照：最是疾风劲草时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六十年来，馆员们心系民族心系国家。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对中华民族复兴所肩负的使命备感自觉，对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新的历史局面满怀憧憬。“主德昭明，则众才自附也”。文史研究馆自成立以来就汇聚了一大批志士贤人。他们博学深邃，年高德劭，爱国明志，温文尔雅。其中马一浮、张宗祥、何柱国等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关怀与敬重，并结下了相知、相惜和相敬的情谊。

　　解放后，马一浮以一介纯儒曾经多次应邀到京与毛泽东见面。其中有一次是以学者身份应毛泽东礼请进京，并坐在毛泽东身旁与其交谈。为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佩，马一浮至少三次撰写诗联相赠。其中一幅联语为“旋乾转坤，与民更始，开物成务，示我周行”表达了马一浮先生对毛泽东的衷心佩服。

　　周恩来很早就了解马一浮的学问品格。1957年，周恩来陪同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杭州时，曾与伏氏登门拜访并合影留念。拍照时周总理还特意站在较远的地方，把中心位置让给马一浮和主要客人。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说：“这是我国当代唯一的理学家。”1963年国家困难时期和“文革”初期，周总理两次资助、保护马一浮。对此，马一浮终生不忘。

　　马一浮一生中交往最多、有书信往来并有诗词书画相赠的国家领导人是陈毅。1951年春，陈毅在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陪同下亲临马一浮住处探访时，正值午休时间，为不惊醒马一浮，陈毅站在屋前等了许久，适逢春雨沥沥，竟至淋湿了衣裳，直到马一浮睡醒时方才进门，这让马一浮十分感动。1963年，马一浮利用到京参加两会之机向陈毅赠送了自己的书法作品和部分所藏文物共354件，根据陈毅的意见，这些赠品全部转赠给全国政协，今已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张宗祥与各级领导人的交往也令人动情。1949年上海刚解放时，新政府、新干部要平稳接管影响经济命脉的银行系统。市长陈毅亲自找到时任农业银行主任秘书的张宗祥做工作。张宗祥二话没说，带头递交了辞呈并说服其他高级职员主动辞职，从而使得人民政府接管银行的工作顺利完成。此后，张宗祥以行医养家度日。不久，陈毅亲临张宗祥居所，对张先生说，上海图书馆馆长、浙江图书馆馆长的职位，由你挑一个。张宗祥说，我是浙江人，当然回浙江。于是他回到浙江后就任浙江图书馆馆长。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视察杭州，陪客人参观灵隐寺后在省人民大会堂接见张宗祥。脱口背出张宗祥为灵隐寺写的抱联，说“就数那幅抱联最有佛性。”并同张宗祥亲切晤谈合影留念。

　　在馆员的群体中，还有一批作为统战对象的爱国志士，何柱国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何柱国原为国民党陆军中将，是张学良的老部下，东北军重要将领。他在山海关打响华北抗日第一枪。“西安事变”中何柱国率部执行了捉蒋任务，是对蒋实行兵谏的重要功臣，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作出了贡献。1949年他断然拒绝到台湾，全国解放，他给毛周朱彭发报，表达对全国解放的欣喜和对人民政权的拥护。

　　馆员与中央领导人以文会友的交往绵延流长。如今的馆员骆恒光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同志、馆员余正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同志的交往，既有工作生活方面的鼓励、关心，又有艺术笔墨、刀法学习交流与切磋。这一切不由得让人倍感亲切，倍受鼓舞，这些看似普通的沟通和交流，却促进了彼此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共同的使命和相知的情感凝聚成坚守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任风云突变，任岁月沧桑，生生不息。

岁月沧桑：唯将翰墨留染濡

　　文史研究馆，就是这样的一块耕耘之地，馆员们聚集于斯、耕耘于斯、收获于斯，同时奉献于斯，文史研究馆的先贤们以他们的道德文章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馆长马一浮先生博学笃志，一生坚持“自行吾素，不能枉道徇人”，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把毕生的心血投入到“六艺”之学中。

　　马一浮20岁负笈远游，留学日、德、美，博览中西经典，通晓英、德、日、法和西班牙语。归国后无意仕途，立志为学。举凡中国百家典籍，佛教各宗经典，西学名著，无不精心研读，于融会贯通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国学大师梁漱溟赞誉他是“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元帅诗人陈毅赞他为“当代名儒”。

　　马一浮是位高产诗人，纵观其诗作，可见其始终直抒胸臆，决不被世风左右，而葆其独立人格。著名文化学者、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评论他的诗 “有天真之气和旷逸之趣”，“充满了禅悟和理趣”，“质量尤少有可比肩者。”书法研习伴随马一浮一生，他的书法于圆润之中体现出浓厚的碑帖风骨，刚柔相济，圆中有刚，极具法度。沙孟海评价说：“他对历代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超卓、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

　　台湾著名学者龚鹏程引用马先生的诗句“似闻枯木有龙吟”说明马先生的书法“突兀倔强之气不可掩抑”。

　　文史研究馆第一任副馆长张宗祥，原名思曾，因崇仰文天祥，改名宗祥，为清末举人。民国时期，曾任北京政府大理院推事、教育部视学、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瓯海道尹等职。张宗祥平生爱书如命，以抄书、校书为最大乐趣，一生抄书超过6000卷。他能诗善画，更是著名书法家，还精通医术。他的药方多为贫困患者着想，简约实用，因而声誉甚好。

　　张宗祥是补全杭州孤山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功臣。因太平军攻打杭州城，殃及孤山，文澜阁阁圮书散，后经三次补抄并重建文澜阁，此书基本复全，但仍有缺憾。补全《四库全书》是张宗祥的夙愿。在他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期间，筹集经费、组织人力，补抄4497卷，终使江南三阁中仅存的一部《四库全书》得以全璧。

　　1981年，文史专家王驾吾教授成为继马一浮之后的第二任馆长。他的治学重点在先秦诸子，尤以治墨为精，是学界公认的墨子专家。其代表作《墨子集诂》是继清末大学问家孙诒让著《墨子间诂》百余年之后又一部被誉为集墨子研究之大成的专著。王驾吾一生著书20余部，500余万字，耕耘高校57年，桃李满天下。

　　在馆员群体中，有一大批文史专家学者，如时人誉为 “瑞安十才子”之一的宋慈抱，大学者冒广生将他与夏承焘等七人誉为“永嘉七子”，他们淡泊明志，专注学术，或编纂或著述，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史研究资料，为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馆员魏风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佼佼者，被称为中印友好关系的民间使者。魏风江是印度诗圣泰戈尔在中国的唯一学生，早年毕业于印度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和圣雄·甘地创办的印度真理学院。留学期间与圣雄·甘地、独立运动领袖尼赫鲁相处较久，并与前总理英迪拉·甘地为国际大学同学。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都曾接见魏风江，称赞他为中印友好关系与中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

　　最高的艺术，胸怀至美至善之理想。在文史馆，还有一大批从事书画艺术创作与研究，在艺术中追求真理的馆员。

　　首批聘任的馆员王禔（号福庵），是誉满中外的“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的四名创始人之一。作为著名书法家、金石篆刻大家，他被公认为浙派篆刻艺术的代表人物，其书法篆刻影响广泛而深远。王禔一生刻印2万余方，钤谱103册，著《说文部目》等文字学力作多部，同时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法作品。

　　馆员沙耆是中国现代油画史上一位传奇而又杰出的画家。他早年在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先后学画九载，经业师徐悲鸿介绍远赴比利时国家艺术学院深造，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他创作的作品融合中国画的独特韵味，更集西洋各主要画派精神又自出机杼而成一体。有评论家认为，沙耆“可以与吴大羽、吴作人、董希文、吴冠中并列而无愧。”而“三吴一董”被公认为画界顶尖人物。

　　文史馆员们正是将自己的心灵沉浸在神圣的天地道德的境界中，修养和贯注自己高尚而尽善尽美的人格精神，融纯真、朴素、博爱、恬淡、含蓄、包容、自由、欢畅、安详和神妙于一体，来修“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2009年，当赵延年馆员接过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向他颁发的“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时，已逾80高龄。在漫长的“刀木”生涯中，他以刀代笔、以木代纸，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木刻作品。他所独创的“晕刻法”、“透印法”等，对于我国木刻版画的创作和教学具有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中国黑白艺术的一面旗帜”。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叶一苇先生，这位享誉中国印坛的篆刻家和印学专家，所创导的“诗心印造”、“文学与篆刻的接轨”和“内容与形式的结合”等理念，影响着篆刻艺术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专门来叶一苇艺术馆参观，充分肯定他的篆刻成就。原中央领导李岚清专门为叶一苇艺术馆题词：“印为心造。”

　　“文艺中有‘道德文章’之说，在绘画中则有‘人品画品’之论。”当我们徜徉于画家童中焘、潘鸿海馆员的艺术画廊中时，除了迎面扑来的诗意般的清灵淡雅之风和油画民族画的江南人文诗意外，还能从中感受到他们潜于清修，甘于淡泊的人格魅力。“书法跟做人一样，一定要端端正正。”古越书坛，名家荟萃。沈定庵馆员则另辟蹊径，以飘逸精致的隶书自成一家，不但赢得了中国当代书法界的广泛赞誉，还拥有了“隶王”之美称。这些馆员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功，对于文史馆的工作依然满怀热忱。

　　文史馆馆员视祖国传统文化为生命，为之倾注了无私的大爱，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内深修而外无争，淡定从容地付出了一生全部的情怀和精力。如馆员叶一苇、余正所言：“到了耄耋之年，我们剩下的唯一值得珍惜的名片就是馆员头衔。”这就是我们的馆员，他们宠辱不惊的情操、执着的守望、默默无闻的付出是浙江文史研究馆最可宝贵的财富。

前路漫漫：我言秋日胜春朝

　　六十年的沧桑岁月见证着文史馆走过的每一步成长。回首过往，文史馆馆员以耄耋之年，步履沉稳却又坚毅地攀登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山峰，采撷用心血与汗水换来的文化果实。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文史馆为及时恢复开展工作，整理寻找搜集收藏资料，其中向全国各地征集书画作品近千件。为开展研究创作工作和馆藏资料的丰富奠定了基础。如今这些征集的作品已成了非常有价值的珍品。正是因为有了资料的整理征集与积累，1987年，浙江省文史馆率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馆员创作作品与收藏作品书画展，拉开地方文史馆在北京举办画展的第一幕。之后的岁月中，馆员们不但通过采风写生、参观厂矿、凭吊遗址等形式，加深对历史与社会的感知和认识，点燃了创作激情，收获了丰硕成果，而且通过义卖义捐书画展等形式，资助灾区人民，资助老区建设，资助办学，资助残疾人等。2008年汶川大地震，馆员积极行动，举行书画赈灾笔会，将书画义卖所得20多万元捐赠给四川青城山道观恢复建设。充分体现馆员的社会责任和举善尚德的人文情怀。

　　20世纪90年代，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主编并由各地文史馆参与编写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问世。其中，我省馆员编辑的《孤山拾零》和《两浙轶事》，以“钱江涛声”、“名人轶事”、“艺苑趣闻”、“文物拾零”、“民俗风情”、“社会百态”和“往事漫忆”等内容，显现出鲜明的浙江文化特色和丰富的史料价值。

　　2002年，由馆员洪昌文牵头、数位馆内外专家学者参与的《杭州街路里巷古今谈》问世。该书通过对杭州市内400余个街、路、里、巷、门、桥的考查，记述了2000年以来杭州街路里巷的风雨变迁。历史与文化交织在古今相聚的时空中，成为继《武林坊巷志》后又一部较为完整的都市志。

　　浙江省文史馆馆刊《古今谈》，在馆员和文史馆工作人员的呵护下，默默成长，诚如专职副馆长魏新民所言：这个“没有专职编辑人员的内部刊物，在一个喧嚣的时代，犹如一个‘拾荒’的孩子，经过二十五载春秋的‘内修外炼’，淡定、执着地迈出了第一百期的坚定步伐。”这其中，既凝聚着馆员洪昌文、胡学彦、汪逸芳的心血，也凝聚着几代馆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奉献。《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曾坤这样评价：“当万象喧嚣已成为一种时尚，不逐名利已变成‘傻瓜’代名词的时候，却有一份杂志甘守落寞，在千古历史和万有存在的‘时间隧道’中爬来滚去，如同寂静的唱诗班唱着世纪的歌，吟诵着空间的诗，解释着永恒的秘密——这份杂志就是《古今谈》。”

　　西方文学界有一个永恒的话题：“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也有一个永恒的话题：“说不尽的马一浮”。马一浮先生的学养、风骨、诗文和书法是文史馆的宝贵财富。2013年，卷帙浩繁、规模宏大的《马一浮全集》和《马一浮书法集》问世。这是《马一浮全集》主编吴光及执行主编王翼奇、邵鸿烈、《马一浮书法集》执行编委余正以及参加收集整理编辑点校的馆内外专家学者及文史馆机关全体人员7年的艰苦劳作。他们足迹遍及浙江、安徽、北京，资料搜集的触角也延伸到上海、四川等地和新加坡等国家，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出色完成了任务，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广泛、最能展现马一浮其人、其作、其才的文献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从中国美术学院走出的艺术家，创造性地将西方的造型艺术与中国画的笔墨艺术相结合，形成了日后享誉中国美坛的“浙派人物画”。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画派薪火相传，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创作体系和理论体系。2010年金秋的杭州，迎来了参加“浙派意笔人物画邀请展暨浙派人物画学术研讨会”的各路嘉宾。浙派人物画画家、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梁平波说：浙江省文史馆发起并主办这次邀请展和研讨会，既是当下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文史馆学术活动的重要使命之一，更是推动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一件大事。浙派人物画画家、馆员冯运榆说：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主办此学术盛举，犹如又一次敲响了“浙派人物画”的“洪钟大鼓”，音韵波传定会深广而弥远。

　　从河姆渡起步的浙江文化，绵延了7000年的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浙江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编撰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为展示浙江历史文化和浙江精神提供了契机。由馆员吴光主编，邵鸿烈、王福和、曹锦炎为副主编的《通览·浙江卷》是新世纪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组织的重大项目。这部文化长卷历经3年的撰写，数次修改，既通俗易懂又有理论深度，又因集“涵盖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而成为“普通读者看了长知识，专家看了有收获，各级领导看了受启发”的普适教材。

　　“芳词洒清风，藻思兴文澜。”2008年5月，省文史研究馆、省儒学学会和省图书馆联合主办的“文澜讲坛”之“儒学·国学·浙学系列讲座”，走入群众，10余名馆员走上讲坛，就“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孔子、孟子的义利观”、“礼乐文明与儒家的人文情怀”、“中华和谐文化”、“佛教与儒学”以及“和而不同与中国比较文学”等话题与读者进行了广泛交流，成为“文澜讲坛”最受欢迎的系列讲座之一。2013年4月，由文史研究馆创设的“艺文讲坛”进入校园，分别在浙江工业大学和浙江财经大学开讲。数位馆员分别就“仰望诗词灿烂的星空”和“中华复兴之梦与儒学命运”等话题与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赢得师生的好评，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艺文讲坛”还将深入、持续、常态化地进行下去。

　　从长安到临安，从大雁塔到西子湖，穿越千年的历史时空，跨越唐宋两代的演变传承，中国文化迎来了世界瞩目的高峰，中国文学收获了唐宋诗词的辉煌。在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六十周年之际，馆长梁平波与30位书画馆员带着对唐宋诗词的不同领悟，追寻不同的艺术梦想，举一腔之豪情，循李杜之步迹，笔墨酣畅地再现了“从长安到临安”的千古诗情画卷，将唐宋名诗名词，艺术地再现在80米的长卷上。粗犷与娇柔相交织，豪放与婉约相辉映。融中国文化的精髓于构图和色彩之中，于水墨和笔端之中，于无尽的空间和想象之中，于艺术家鲜明的个性之中。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浙江文史研究馆就这样送走春日，迎来金秋，在岁月的年轮上刻下求索的痕印。

　　六十年风雨兼程路，为我们留下了“敬老崇文”的优良传统。六十载无悔守望情，为我们创造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在浙江文史研究馆这个文化名流谈之肃然起敬，入之引为自豪的地方，有限的生命将与无限的求索交织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绵延的文脉传承与浙江文化建设书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