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贵阳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前期调研工作结束，近两周来分散在8个区县、10个村寨的70多位师生陆续返回贵阳市区。集中创作开始前，项目总负责人李凯生召集各组带队老师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讨论从晚饭后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一点，但教室里旁听的学生，越来越多。

　　所有的话题，都围绕“乡村”展开。新农村建设，其核心是“农村”，修饰语是“新”，落脚点在“建设”。所谓“农村建设”之“新”，究竟如何体现？建筑和自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用艺术激活乡村，纠结和难点又在哪里？进而如何才能重塑乡村文化的自信和尊严？

　　乡土之美，以空间形态为基础，化身于天地、田野、建筑、生产业态、生活方法等方方面面，每次改造建设即是一次解读。回到这场将在贵州全省陆续推进的乡村复兴实验。通过对贵阳周边10个村寨近两周的调研、测绘、观察、记录，美院师生搜集、整理了许多关于居住、趣味各异的故事。现在，蓝图即将“落地”，对于现实的问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而不仅仅是浪漫的想象。

　　当然，我们还想从中寻找、生发出更多的共性模块和发展方向。在这里，读懂中国式乡村。

回到乡村

　　有带队老师告诉我，这次下乡，与以往单纯观察建筑现象、做一些试验性的小设计不同，他们开始与农民、游客、投资者、外来定居者等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有调研组为了弄清楚为什么当地人要流向城市、重建房屋，还找了一座老宅亲身体验了4天。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乡村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希望，对于并非在乡村长大的人来说，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在扑面而来的现实面前，很多教条是失效的。我们只有真正走入乡村、用心倾听，把它们作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笼统的群体，才能体会到农民的痛苦与幸福，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和尊严。

　　“与想象中不同”，是我走访10个村寨田野调查情况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评价。很多少数民族村寨，不仅不像大家想象中那样贫瘠，传统特色、风俗也已模糊，仿佛一座微缩的城市。

　　这种“类城市”现象和地域性文化的丧失，揭示了乡村文化尊严、自信的缺失。

　　乡村的本质在于一个“乡”字，其面对自然的空间发生方式引发我们对本源的追思。本源，或可称之为家乡，是我们由之生而终将回到的地方。就历史变迁来看，去掉了“根”的乡村建设缺乏所处之源由；就现实空间来看，与城市趋同的乡村则缺乏存在之凭依。在生活和象征的双重意义上，乡村是通往本源的桥梁，乡村为“本”，城市为“末”，而非倒置。

　　对于乡村，历来存在一些根本性的误解。比如，以“农村”来称谓乡村，实在是近现代以来城乡空间人为割裂的结果。如果恢复城乡之间的自然互动， 在大批人口转入城市的同时，也会有城市人口和现代产业将转入乡村，城市和乡村各自的优势将在实际生活的比较中成立。

　　乡村生活可以是农业，却不一定是农业。信息技术和交通的发展能够使各种产业以乡村为空间形式，乡村的业态完全可以多样化。至于这是否将带来农村生活的消退？在我看来，农村可能会消退， 但乡村作为一种特定空间形式和文化形式的本质不会消退。

　　当下，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分离——城乡二元分化，表面是行政和经济条件的截然划分，实质是文化形态的根本差异。我们的城市不断向以全球化为表象的西方化接近，乡村虽然受到冲击却还艰难地行进在退化着的传统惯性之中。

　　必须看到，中国乡村的空间现状远非完美。梁漱溟曾经说过，“近百年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乡村的破坏史”。如果说城市向全球化的不断靠近更像是文化上的“邯郸学步”，乡村的退却则存在两种可能：或者走向城市化，或者退回到最原始的“散漫状态”——这似乎是人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当下广泛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最明确的口号就是“城市化”，试图把这些“落后者”拉回到整齐划一的“前进”道路上来。新农村之“新”，应当是作为一种空间文化的主体，持续而自发地根据现实的改变而常变常新，为何要让它放弃自身去模仿城市？

　　乡村是一个充满了劳作的艰辛和生活梦想的广阔天地，这个天地中培育出来的生存空间和建造属性，触及到生活最亲近的也是永恒的东西。任何一个简单的村落，其在生活空间与公共空间上的复杂性、完整性都超过了外在结构看似精巧的园林。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村问题超越了建筑问题。

复兴乡村

　　乡村，用自发的建筑活动向我们演示如何“回到事情本身”。它象征着一个根本的营造观念和精神，与城市和学术界中流行的技术体系全然不同，却与我们的营造传统能够沟通。

　　乡村的自发营造，是新的本土建筑文化的真正生发之地。有人说建筑是跟自然的一种对立，但是建筑从更大的角度来说，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映照。所有建筑物都会成为意义综合体，而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承载着复杂目光的注视，从而带来远超实际“建筑物”的遐想空间。

　　乡村复兴要存活于当代，其任务和内容取决于当代精神的需要。对传统农耕社会系统被支解的忧虑不仅仅是来自于形而上的“乡恋乡愁”的情感。恢复和重建乡村由来已久的公共生活空间，这是传统乡村“复兴”的要义之一。另一方要义在于它是在城乡“张力”之中自觉疏导城市化问题的“合和”行动，其新内涵是动员组织各方力量投入到适合于后工业时代的新型乡村建设试验中去，它是集农民合作经济、乡村休闲旅游业、生态民居工程、城乡互助型有机农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性试验。

　　这对建筑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该放慢脚步，采用小心翼翼的方式来疗愈乡村，用艺术修复千疮百孔的乡村，而不是采用大拆大建、伤筋动骨的毁灭性方式。在尊重传统营造法式的前提下，用当代的技术手法修复传统民居和民宅，在收集和整理传统手工艺的基础上，找出与今天的生活有关联的部分加以发挥和推广，建立起一个全新和完整的活动空间系统与东方人的生活方式。

　　上述潜在的人类活动，就需要有相应的建筑去呼应。对于想要实现旅游区位优势的贵州大部分乡村来说，发展“农家乐”几乎是一条必经之路。当人们走出城市的“樊笼”，到农村这个拥有“小桥、流水、人家”的“世外桃源”中寻找生命的体验，最关心的是什么？不是农舍民居的硬件设备条件，也不是村民的服务水平，而是能否获得真正的乡村体验，比如身体力行、文化感知、观光审美等等。

　　小村落的设计，需要大格局。我们不仅要为农民设计“房子”，还要设计出一种更合理的“关系”，让“农家乐”不仅仅成为一种单纯的带有破坏性的消费，让消费者同时成为建设者。这就涉及到如下几个问题：我们如何重组有限的资源？游客怎样“进入”农村生活而又不显得突兀？是把原始村落和建筑形态复原，还是寻找新的语言？

　　不妨设想得更远一些：如果能成功转变当前城市人与乡村文化活动的互动方式，进而塑造一套具有良性循环体系的客居文化，“农家乐”的区块设置甚至完全可以是独立的。乡村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仍然能够不丧失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空间理念，在精神家园中重视那种“诗意地栖居”。这是存在生活审美属性的复苏，更是田野作为人文根基的持续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