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浩淼东海的鱼蹦虾跳，满载而归的渔舟唱晚，曾诱使人们竞相加大船只动力、赛着缩小渔网孔隙以提高捕捞收益，其结果则是苦酒共饮：相比于往年从6月初开始的东海伏季休渔，今年4月份就有不少渔船因东海无鱼而提前回港，甚或被迫上岸转产。

　　这种由牧海人竞相捕捞所导致的公共渔业资源的枯竭，是典型的制度经济学所探讨的“公地悲剧”现象。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哈丁1968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公地悲剧》一文，揭示了当某种稀缺资源不具有排他性使用权时，如一块公共草场，每一个使用者都从自身收益最大化出发安排生产，决定放牧数量，必将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草场被毁，最终上演由个体理性行为引致的社会非理性悲剧。

　　其实，类似现象在生活中并非鲜见。如，每个家庭都有使用公共道路资源的权利，都为出行方便舒适而争购车辆，结果要么状若蜗牛，缓慢爬行，要么就是所有车辆都堵停在路上，谁也走不了。

　　人类社会，从经济视角观之，是由作为独立经济单元的个体所组成的。对个体而言，有其追求自身收益或利润最大化的个体理性的内在规定性；就集体来说，必须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以体现集体理性的要求，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

　　那么，怎样避免“公地悲剧”上演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弄清一些基本道理，正确认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或曰社会理性的关系问题。

　　首先，个体理性既是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又必须恪守行为边界。就是说，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在于每一个人追求自身财富和幸福的本性，即个体理性。显然，没有个体理性就没有集体理性，更没有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尊重个体理性。尊重个体理性，保障个人追求收益和幸福的权利，也是党和政府践行以人为本施政理念的基石。而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个体理性必须恪守行为边界，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然律的要求，凡事既想己又想人，不能只为一己之利而遗祸别人。否则，无数个体行为的负外部性的叠加，必定损害群体福利，最终必将祸及自己。

　　其次，个体理性行为的累积不一定产生集体的理性结果；甚或相反，局部理性的无限放大可能导致全局的非理性。

　　经济史学上有一则著名的“小国政策与大国政策”的悖论：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早年在宁波做县令（今鄞州区）时，开春将府衙存粮放贷给农民作为种子和口粮，秋后收回并加少量的利息，既节省了保管粮食的成本，又促进了春耕生产，一举多得。后来，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8年）实施的“熙宁变法”中将上述做法（即青苗法）推向全国。由于各级官吏层层加息，最后甚至演变为对农民的强迫放贷，激起民怨，产生“真理合成谬误”的负效应，改革终告失败。

　　再次，集体非理性必定导致个体理性的难以实现。集体理性着眼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以群体性目标为取向，不一定符合所有个体的理性要求；反之，一旦出现集体非理性的公地悲剧的结果，则所有个体必定受损，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东海无鱼，则所有渔民都得上岸。企业和个人无视环境资源，肆意排放，最后大家的血液里都得溶入大量PM2.5等有害物质，无一能免。

　　需指出的是，对超越边界的个体理性行为，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加以约束。也就是说，要对利己害人者征收其溢出的由社会或群体承担的个体成本，给受损者以补偿，还社会以正义，保障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得益彰，齐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