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尔纯

　　创意是乃珊的特点，她擅于创意，擅于出点子，写老上海就是她的创意之一。曾有人劝她：“写老上海不合时宜，没有前途的。”乃珊却说：“老上海有写不完的故事，那些曾臭骂老上海的人，现在不是也变成了解放前是富家子弟，长辈是名牌大学毕业，祖上也曾在银行高层就职，现在争相写老上海了吗？老上海给社会留下了腐朽的一面，但老上海的敬业者、爱国者也大有人在。你走过外滩，走过南京路，走过淮海路吗？你去过城隍庙吗？这些仅仅是表象，是谁把这些老上海的东西完整地保留下来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在解放大上海前就考虑到为后代留下什么？”

　　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乃珊是上世纪80年代后小资的开拓者。”而在上世纪80年代前，如果某人被戴上“小资”的帽子，就会经常与检查和批判结缘。

　　十四五岁的乃珊就迷恋上著名影星格利高里·帕克，看了无数遍他主演的《百万英镑》，还把《百万英镑》的连环画小人书和自己洒过香水的蝴蝶结、手帕等珍藏在百灵盒中，那时她已经是一位追星族了。直至上世纪80年代，乃珊受美国新闻署邀请访美时，在帕克家见到了他本人才圆了她的追星梦。她当时说：“我轻轻用手在帕克的西便服上抓了一下，毛料的质感让我感到这不是梦，是现实！”

　　乃珊对她热爱的写作非常执着，她说写作是她最开心做的事。她的作品直白，毫无商业气息，一张白纸，一支笔，这是她的自由天地。只要一天不写东西，她就感到这一天白活了。她在李楚城老师、彭新琪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写了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之后便一发不可收，相继创作了《蓝屋》、《穷街》、《女儿经》及长篇小说《金融家》，在散文《你好，帕克》中把小资的情调发挥到极致。之后，她以纪实类文章出版了《上海探戈》、《上海Fashion》、《上海Lady》等“上海”系列书籍。

　　乃珊对写作的执着和爱好，在2011年12月生病入院后不得不暂停了两个月。当她身体状况稍有恢复，便以手写与口述相结合的方式，继续为她原来约定的杂志或报纸专栏写稿，从不脱期。在她生命的最后10个月中，她仍为原来约定的报刊按时供稿：《青年报》、《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学》、《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食品与生活》、《生活周刊》、《大众心理学》《爱的教育》以及外省的《浙江日报》、《今晚报》等。以至于有些报刊编辑在网上得知乃珊病逝的消息后惊呼：“怎么也没想到乃珊竟然在病重、化疗期间仍为我们赶稿！”因为他们每次向乃珊催稿，乃珊要我不要对他们说病很重，只说重感冒，不大舒服，稍迟几天就将写好的稿件发给他们。后来有位编辑得知乃珊去世的消息后，在电话中泣不成声地对我说：“我对不起乃珊！我不知道她病了，在她病重时我还不断来催稿……”

　　乃珊对自己什么事都很马虎，唯有两件事是从不马虎的：一是对待写作一丝不苟，发稿前总是反反复复修改；二是对朋友的情意不马虎，都是真心实意，全心对待。在她生病的16个月中，她共写作和口述了将近11万字，最后一篇文章刊登在今年第5期《上海文学》上，最后一篇口述文章是为祝贺朱曾汶老师九十华诞而作，是我为她笔录的，然后她说她再也写不动了。

　　难以想象，阳光、开朗、睿智，能点亮一间屋子的乃珊，却在短短的16个月后与我们阴阳相隔。当我回到家打开门锁的一瞬间，我再也听不到妈妈（注）在房里叫道：“爸爸，你回来啦！”“是我呀，妈妈我回来了！”就在乃珊离开我们前的两个星期，当我打开家门高声叫：“妈妈，我回来啦！”但妈妈已无力回应，只能等我进房间，凑近她的耳朵，叫了声“妈妈，我回来啦！我就在你身边”！这时她微微地点了点头。我知道生离死别的时刻即将到来，但我仍继续鼓励她要坚强，挺住，要相信科学，多挺一天就多一天希望，但她自感浑身乏力，说不出哪里难过，全身都难过！她轻声说：“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乃珊因紧闭双眼，见不到我的泪水。我只能忍住泪水，仍用坚定的语调对她说：“你要坚持，多一天坚持就多一天希望！”她的手已无力紧握我的手了，嘴巴嚅动了一下，轻声地叫了一声“爸爸”，这是她最后一次叫我“爸爸”！

　　乃珊，永远想念你！

　　「注」严尔纯是著名作家程乃珊的先生，平时在家里，他们夫妻间互相称呼“爸爸”和“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