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童桦

　　【引子】

　　不论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还是在数千年前的昨天，人们都已习惯了城市所能给予的温暖与便利，而每一个人，也在城市这处舞台中上演着一幕幕充满张力的人生百戏。于是，个体短暂的岁月就在不经意间缓缓流逝，逐渐凝结成属于一代代人的段段历史。

　　找出这每一段历史，并读懂它们，或许是人们能够正确认识自身发展沿革的最好方式。于是在浙江，一座或始建于战国时期的安吉古城出现在了省文物考古所考古人的眼前。这座城内面积高达33万平方米的古城，时至今日仍存于安吉县茂密的竹林中。那掩映在树丛深处的土墙静静地陪伴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2300多年里不曾改变。

　　所以，土地是历史最为忠诚的读者。凭借着和土的对话，今天的省文物考古所考古人又在安吉古城西北角城墙外100米处发现了一处人工夯筑的台基，剖面可见绳纹瓦片及拍印米筛纹的印纹陶片，专家们基本断定，这处遗址的时代与古城基本一致。于是，他们为它取名——大庄遗址。

　　但这并不是专家们在古城的唯一发现，还有古城周围的繁多墓群，以及拱卫四周的多个遗址，都在述说着城与人的故事。围绕着这座古城，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揭开它，让更多的人知道安吉真实的历史，我们责无旁贷。

　　【觅踪】

　　天刚蒙蒙亮，安吉客运中心的出站口就已人流如织。南来北往的人们提着行李，在车站两旁的早点铺子买上几份吃食，又匆匆忙忙地乘上公车赶往下一个目的地。记者的步子也和他们一样急促，只不过等坐上前往安吉县良朋镇的巴士后，心情倒是变得雀跃又期待了起来。

　　看着手上这张拍摄于2001年的考古现场照，相信照片里定格的笑颜一定是那时考古人员共同的表情。即将要见到的鄣郡故城，你在今天还留下些什么？你在2300多年前又是什么模样？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了鄣郡故城的临时工作站，那是一幢再普通不过的三层简易农民房。

　　“鄣郡故城一直都在安吉县递铺镇人的脚下，四面城墙高约3至6米，这里的村民也早已习惯了它们的存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正标告诉记者，2001年时，他和其他考古人员在城内发掘了200平方米，初步了解城内文化堆积厚近2米，有战国到汉晋时期几个时代连续的文化堆积层，出土了大量各个时期的陶片及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构件，这样厚的文化堆积，表示古城存在时间很长，且是多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中心。

　　“2002年，我们又在城墙上发掘了150多平方米，了解了城墙的堆筑情况，结合城内文化堆积，对这座城址的时代形成了初步的判断。”田正标拿出了鄣郡故城的遥感影像图，只见故城身后是群山，身前是广袤的农田，方正的城墙清晰可见。城墙内，是一块块分布均匀的农田，中间夹杂着民居，一条公路从西往东破墙而出，东侧还有一条清晰的护城河。

　　现如今，护城河多已被村民们填平成田，只能依稀从外形上还看出些模样，城墙的高度也逐渐消磨降低，只要一抬脚，就能踏于上方。倒是在故城四周的各个遗址还保存完好，比如隐藏在城址东北侧约800多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方形小城窑山，城址东侧发现的面积约为40多万平方米的山墩遗址，以及在城址南、东北及西北侧发现的龙山、笔架山、上马山三个集中墓葬群，共有地表隆起的土墩500多座。

　　它们和鄣郡故城一起，组合成了安吉一地的全部历史风貌。于是，记者和田正标一起骑着车，穿行在曲折的山路之间，跟随着历史穿越回那金戈铁马的旧时王朝。

　　【解密】

　　Ⅰ.鄣郡故城始建于何时？是否是秦朝设郡？对于这些问题，近几年来学界内部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存疑。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又会对此做出如何解答？

　　千百年来，鄣郡故城的城墙一直没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也因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才能从卷帙浩繁的古籍中，顺着典籍的线索一路追索而来，开展考古工作。

　　“我是从2009年开始着手进行鄣郡故城的考古工作的，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古城附近的上马山墓群进行发掘，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是3.5公里，我每天都是两地往返跑。”田正标说，尽管对于鄣郡故城的调查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但相关考古工作直到现在仍在进行中，“我利用手上已经掌握的资料在浙江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面向公众的小型讲座，讲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鄣郡是否设置于秦朝，这也是鄣郡故城考古工作的第一个重点。”

　　一直以来，学术界相关人士就对“鄣郡是否始设于秦朝”这一话题争论不休。据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丹阳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阳，属扬州，属县十七。”这句话里，只说明鄣郡是丹阳郡的前身，但何时设置并未明确。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所写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文中也没有列出各郡的名称，所以鄣郡是否始设于秦，还待考证。

　　“考古工作的目的，就是用科学的手段，用实据答疑解惑。”田正标先用鄣郡故城的遗物作为他阐述这一问题的论据之一，“就已经从城内和城墙出土的文化堆积来看，最下面一层基本是战国时期的遗物，往上则是西汉的地层，战国的瓦软，西汉的瓦硬，各文化层出土的遗物很丰富，基本可以判定鄣郡故城始建于战国时期，古城在秦朝时肯定存在。”

　　从古籍的资料中考据，是另一条论证途径。“尽管《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没有写到鄣郡，但从《汉书·地理志》上看，鄣郡肯定是客观存在的。”田正标在翻看更多的史料后发现，最早认为秦设鄣郡的是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因为里面有一句“三十六郡者，三川、河东、南阳…鄣郡…”，此后的《后汉书·郡国志》里也写有“丹阳郡，秦鄣郡，武帝更名”。唐太宗时李泰等编修的《括地志》更是提及：“秦置鄣郡在湖州长城县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也，汉改为丹阳郡，徙郡宛陵，今宣州地也。”至于《吴兴记》，则以“中平二年，分县南置安吉县”这句记载，明确地点出了鄣郡故城与安吉的关系。

　　“我们在安吉县发现的这座古城，基本上是和文献所记录的时间相对应的，而且从史料所记载的地理位置来看，鄣郡故城也和现在的这座古城吻合。”但严谨的田正标并没有完全断定这一结论的正确与否，“鄣郡故城遗址有33万平方米，我们现在挖掘的地方并不多，只能证明这座城沿用到西晋就被废弃了，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以及对城内古代人生活场景的考古还原，我们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最终用考古的手段明确是否为秦鄣郡郡治。”

　　Ⅱ.城址考古是一项颇为复杂而长远的工作，探究面积庞大的鄣郡故城遗址已很费时费力，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为何还要将周边古墓群、其他遗址和城址考古挂起钩来？目前已经出土的墓葬，又呈现出当时人们死后怎样的埋葬制度？

　　闷热的天气并没有消减记者想要进一步了解鄣郡故城的兴致。“我们去下一个现场。”在和记者畅谈完秦设鄣郡的问题后，田正标又掉转车头，带记者向着大庄遗址前行，“这是我们新发现的遗址，目前还在挖掘过程中。”

　　这是一片近4000平方米的土台，位于距离鄣郡故城100余米的城外西北角处，比周围田地高出约2米左右。我们到时，工人们正在修整平面，一旁发掘完毕的重要区块则被罩上了一层防水布。“现在只是对这一小块区域进行小面积的揭露，从已出土的遗物来看，这个土台和鄣郡故城是属于同时期的，而且全由人工夯土而成，我断定这是一个当时的政府行为，但这个土台的作用目前还没有头绪。”田正标又带着记者跳入一处墓室，“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这处墓室，让我大为惊喜，它有助于我们对土台时代的判断。”

　　这是一处东汉砖室墓，里面的遗物早已清理完毕，但还留在墓室中的块块铭文砖却透着阵阵古老的气息。“此前在安吉县城城郊一座东汉砖室墓中曾出土过‘永元七年七月故鄣长，王君丞张卿复阳冢’铭文砖，让我们可以顺着这条线索对当时的历史进行追索，从而形成对整个鄣郡故城的认识，这也是我们还要发掘古城周边遗址和墓群的主要原因。”田正标认为，城址考古涵盖主体建筑、墓葬制度等多个方面，需要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好消息是，田正标和他的团队已经在近7年的考古工作中梳理出了一条脉络，一条墓葬制度演变的线索，神秘的鄣郡故城已在繁多的墓室中，渐渐向大众揭开了一个角落。

　　“上马山墓群和笔架山墓群分别位于古城外北面的左右两地，龙山墓群则在古城外东南侧。”就在这处墓室里，田正标和记者解释起他所发现的墓葬制度的发展脉络，“龙山墓群发现了250多座土墩，笔架山墓群则有120多座土墩，上马山墓群清理出来的墓葬是最多的，有531座，出土了大量随葬品，现在安吉博物馆里的5000多件新展品大部分是由我们提供的。”

　　在他的讲解下，记者逐渐明白了当时人们的墓葬制度和习俗。没想到，那一个个竖立在山上或田边的土墩里，竟然还有这样的讲究。“比如上马山墓群是以汉代土坑墓为主体，我将其分为楚式墓和汉式墓两大类，正方形的墓室是等级最高的，长方形的墓室低一个等级，长条形的是最为普通的平民墓。”田正标说，这是他从已经出土的大量墓葬以及随葬品的质量和数量中总结而来。

　　随风摇曳的竹林中，还有许多土墩墓等待着考古专家们日后的考证。“但我们只进行抢救性发掘，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开掘保存完好的古墓。”在这几年里，他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在周围重要的地点打上了GPS点，随时监控，“重保护，少破坏，这是我们考古人的基本原则。”

　　Ⅲ.鄣郡故城出土的墓葬，除了让今天的人们对当时的墓葬制度有所了解，更大的作用又在哪里？这种墓葬形制的变迁，是否还意味着文化的变迁和政治的更迭？

　　对田正标而言，每一次古墓的发掘完毕，都意味着他在“从战国到西汉的礼制等文化变迁”这一研究中，又多了一丝线索和一分把握。

　　也因此，他对盗墓贼为一己之私而对古墓群进行的大面积破坏着实痛心。“五福墓是鄣郡故城附近墓群中最高规格的墓了，但是这座墓在2006年被盗，同年11月，我们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却发现许多极具价值的遗物已经荡然无存。”田正标直到今天仍在大呼可惜，因为鄣郡故城遗址中，可能再也不会出现类似的墓葬了。

　　据此后被抓获的盗墓贼交待，作为上马山墓群中等级最高的楚式墓，五福墓里死者尸体保存完好，随葬的丝织品、文书等也都呈现完整形态。“这种级别的墓室是需要多方协力才能完整发掘的，现在经过盗墓贼的破坏，不仅尸体瞬间只剩骨架，身旁的丝绸和文书等珍贵遗物都化作红黄色的水，再也见不到了。”田正标回忆道，此后从追回的随葬品来看，五福墓的主人拥有鼎、豆、壶等6件套的陶礼器随葬，是这一区域中级别最高的墓葬，考古人员发掘找到的，仅是劫后余生的一箱陶器。

　　“墓葬的随葬器物是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状况的。”田正标紧接着说，《周礼》上曾记载当时自天子以下共分为五等，分别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死后分别能使用9、7、5、3、1件套礼器随葬，而鄣郡故城周边已发掘的墓群，士这一级别及普通的平民墓相对较多。“楚式墓中随葬器物基本均为鼎、豆、盒、壶、钫等泥质陶礼器，少数墓葬保存精美的漆器。”

　　有遗憾，但也有欣喜。在经历多年考古工作后，田正标逐渐厘清了2300多年前人们的礼制变化，间接地印证了当时各朝代发动的战争带给这一地区人们的文化和生活变化。“从目前的墓群来看，当时明显存在着礼制弱化和世俗化增强的过程。”他介绍道，西周对于礼制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也开始使用原本专供王使用的九鼎，逐渐礼崩乐坏。

　　相对于2300多年前的政治变革，当时的文化变化则会滞后一些，这也是田正标从大量随葬器物中找出的现象。“楚式墓里包含了鼎、豆、壶等在战国晚期、秦、西汉初期象征礼制的器物，仍旧是成套出现，表明尽管秦国灭了楚国，汉取代了秦，但楚文化在此始终存在。”他又举例说起西汉晚期随葬器物的状况，“礼制开始弱化，随葬礼器已经出现不成套的现象，代表生活的灶、水井等模型器开始出现，这些并不合西汉早期的礼制规矩。”墓室中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器物不断增多，反映了礼制的弱化和私营庄园经济的增强。

　　“和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繁盛相比，西汉以后出土的铜器非常少，质量也很差，这证明了当时国家对有限的铜资源已进行了严格的管制，铜被大量用于铸造铜钱。”

　　这便是鄣郡故城和周边墓群遗址给记者上的一堂历史课。今天的我们无从想象彼时的人生百态，但凭借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的努力，至少我们可以从鄣郡故城起步，走进那漫漫历史长河，回到2300年前那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和西汉初年，一睹自身的文化渊源。

　　或许，这就是常年不着家，奔波在黄土地上的考古人的梦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