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苕溪流域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群最早可追溯到商代早期甚至更早。这一时期的窑址无论是产品的胎、釉、成型技术，还是窑炉的装烧工艺，既有成熟性，又有原始性，具有瓷器早期形态的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瓷，为探索瓷器起源和中国瓷器发展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原始瓷是越文化最具特征的文化因素之一，而江南地区原始瓷主要出土于土墩墓中，由于土墩墓位于山脊或山顶上，单独成墩，很少有叠压打破关系，更多是孤立的器物单独成组，其年代的确定主要依靠类型学的排比，较少地层学上的证据。东苕溪流域先秦时期窑址群中不少窑址如湖州南山商代窑址、德清火烧山西周春秋时期窑址等，可以根据地层学分别建立各自详细的编年体系。此外战国等时期的窑址年代跨度虽然较小，但数量众多，这是江南地区最丰富、集中、全面的原始瓷材料，对于分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秦时期的原始瓷制瓷技术发展到战国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胎质细腻坚致，反映其瓷土的淘洗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施釉均匀、胎釉结合好、基本不见生烧与完全剥釉现象，釉色青翠，玻璃质感强；器物种类丰富多样，大量的器型一直沿续至汉代；装烧技术成熟，窑具大量出现，在支烧具方面，汉代所有的器类此时已基本出现。所有这些，均为汉代制瓷业的跃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鼎盛时期的原始瓷并没有直接演变成成熟青瓷，而是在战国中晚期随着越国的式微而迅速走向衰落。从原始瓷的衰落到东汉晚期成熟青瓷的出现之间有一个漫长的“空白期”，而探索这一段“空白期”的窑业发展状况，对于探索原始瓷与成熟青瓷的转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使用原始瓷礼器而非青铜器随葬是越文化墓葬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因此原始瓷在越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作为瓷器的早期形态，与陶器有着重大的区别，它的发明和利用，不仅是一种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同时可能也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原始瓷自其出现伊始，除一部分日用器外，即有礼器的存在，这种礼器类器物的生产，意义类似于本地区内良渚文化的玉器、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相同，是一种象征身份与地位的显赫物品，也是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物化形态。这种显赫物品的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和特别精细的技艺，只有贵族才能支撑生产这些东西所需的专职匠人和生产设施，因此它们的出现，是社会分化的重要象征。东南地区原始瓷的发展，明显经历了西周早中期、西周末至春秋早期、战国早中期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大量体型硕大、造型复杂、纹饰繁缛、工艺精美的礼乐器的存在，不仅说明越文化有自身独特的礼仪制度，同时可能分别代表了东南地区先秦时期文化发展的几个高峰，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不断提高，直至在战国时期进入了高度发达的国家阶段。

　　原始瓷器虽然是越文化最具特征的文化因素，然而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均与中原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越到后来这种联系越明显，战国时期的许多器物不仅是造型和纹饰，而且其组合上直接仿自中原的青铜器。

　　北方地区至今未发现原始瓷窑址，关于其产地，历来就有北方生产说与南方生产说两种说法，以往所作的测试分析，亦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从器型上看，许多器物与南方原始瓷极其相似，如商代殷墟地区出土的罐、豆等器物，无论是器型还是胎、釉等特征，均与湖州南山窑址产品十分相近，可能是该窑址或本流域内其它窑址的产品。而西周时期的原始瓷，几乎均可以江南土墩墓中找到相同的器物。因此从现有材料来看，北方地区多数从南方地区输入，原始瓷是先秦时期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本报记者 刘慧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