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蔡琴

　　在朋友的推荐下，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读完了《出梁庄记》。一看到书名，自然就想到了圣经故事《出埃及记》，大家都知道七十士译本是希腊文写成，ek,ex,都有 out,outside之意，如exit（出口）。英文是Exodus ，直译是“出去的道路”。《出埃及记》是圣经中一次最大规模的集体出行。为了摆脱埃及法老的残暴统治，到达上帝应许的“流奶和蜜”的迦南之地，过上美好生活，摩西带领希伯来人不辞劳苦，在田野地里走了40年。在去往迦南的途中，希伯来移民的抱怨、翻盘、罪恶、失信，此起彼伏，但最终所有的危机都解决了，到达迦南圣地，过上了好日子。这是一个关于“出行”和“梦想”的最经典的故事。

　　作者梁鸿显然借用了《出埃及记》中的典故和寓意，读者一看书名，便知道了作品的深刻的隐喻和象征意义。

　　众生离家，大军般、大战般地迁徙、流散，构成了中国当下的浩大画卷。书中人物的生存、搏斗和生死揪扯着我的心，迫使我一口气就想把它读完。《出梁庄记》可以说是作者2010年《中国在梁庄》的姐妹篇，除了留守在梁庄的梁庄人的故事，让另一部分“出”梁庄的梁庄人的故事得到呈现。出梁庄打工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时间最长的有超过30年的，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出梁庄记》主要人物有51位，他们和全国其他农民打工者一样，从农村低矮的房屋，从小镇歪斜的石板路走出来，或夹一个包袱，或扛一卷行李，告别家园，辞别父母，带着赚钱的梦想涌向城市，散落在工棚、厂房宿舍、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城市各个角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一个村庄遍布一个国家。他们长期远离故土，对故乡已经陌生，但对寄居的城市却未真正地熟悉和融入，正如诗人叶赛宁说：“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梁庄人出行的足迹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仔细想想，我们身边不缺乏这样的“梁庄人”，送牛奶的、搞卫生的、洗车子的、洗头妹、产业工人……甚至小老板、企业主，这个庞大的群体在职业、身份上多元混杂，但在制度和社会保障上，他们无法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权，在文化身份上，所有这些人都面临着在城市重塑文化身份和文化冲融的问题。曾经也去过一些城中村，第一印象狭窄、肮脏、混乱，充斥着廉价的大排档、发廊和卖假货为主的小店铺甚至犯罪。从乡村来到城市，能居住在城中村的人还只是少数，更多的人，散落在建筑工地的临时工棚、偏远厂房的鸽子笼一般的宿舍。身在城市，却仍然住在“村”里。以前是从田头到家里，现在是流水线或其他打工场所到出租房，不仅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身份。对于外来农民工，“流光溢彩”的高楼大厦看上去很近，其实很远，况且城市本身也还是一座永远也无法竣工的工地。

　　城市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居住空间的隔离和边缘成了异乡人在城市遭遇的写照。而带给异乡人异乎寻常的心灵撞击，还远远不止这些，更多是城市在文化心理上给异乡人带来的隔绝感，克服心理空间上的障碍比打破物理空间的障碍更加困难。资本权力制造的消费空间，天然地将这些低收入的异乡人排斥在外，即便在共享的公共空间里，异乡人的边缘感仍然存在。

　　家里的纱窗至少换过3次，安装的师傅都是江西人。同样，钟点工也换过几个，那些大姐都来自重庆。由于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也没有农村的亲属，一直以为是巧合，没有细想。梁鸿的书告诉我，这是“扯秧子”。梁鸿说，所谓“扯秧子”，就是一个人先到了一个城市，然后带出一个个亲戚朋友，他们干的活、住的地方、血缘地缘，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互相抱团，在梁庄之外复制出一个新的梁庄，按照梁庄而非城市的逻辑生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存方式和行为法则，以及关系网络和价值观念。梁庄人的打工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中国，西到新疆，南至广东，北到内蒙古，还有的远赴西班牙、俄罗斯。他们大多数在城里不被认同，仍旧在城市的边缘和阴影处挣扎、流浪，被歧视、被遗忘、被驱赶，身陷困顿。希伯来人得到上帝的眷顾，不仅找到“奶与蜜的流淌之地”，而且通过此旅程，心灵从贫困和屈辱中解放出来，灵魂得到了救赎。出行的主题，与此相伴是梦想。显然，梁庄很多人现在还没有找到“奶与蜜的流淌之地”。

　　那么“奶与蜜的流淌之地”究竟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又在哪里？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鲜活现实，让人思考这个问题。这不仅是《出梁庄记》的价值所在，也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需要重视的问题。城市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以我的理解，不应该是把乡镇变成城市、小城市变成大城市、把大城市变成巨大城市的造城运动，而是以让人自由地、幸福地选择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为目标的社会发展的过程。城市发展出现了各种问题，但作为一座巨大的“造梦场”的形象并没有崩塌。更多的“出”各个“庄”的人，将会成为城市化进程主体，他们在给城市建设带来了巨大活力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梦想。

　　（作者系研究员、散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