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党和人民群众谁是工具谁是工具的使用者？干部的权力由人民所赋还是由领导机关所授？群众是靠自己解放自己还是靠领导者包办恩赐？领导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学生还是人民群众的先生？这些都是群众观点中最基本的问题。本文回顾历史，正视现实，具体论述有哪些观点“被搞乱了”或“淡漠了”，以求正本清源，让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返璞归真，牢牢扎根在我们党员干部的心目之中。

　　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

　　党的群众路线是党在一切历史阶段和实现一切历史任务都必须坚持的根本政治路线、根本组织路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永恒不变的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它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是要使党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也是要使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群众路线简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核心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我们党之所以必须以群众路线作为根本的路线，取决于党的性质和宗旨。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组成的先锋队，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并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这就决定了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而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能否始终保持与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乎党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

　　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又称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它从根本上科学地回答了谁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历史进步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人民群众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列宁说过，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共产党员如果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斯大林认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劳动群众的历史。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言以蔽之，归根结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历史运动的主要推动者。这样的群众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最基本观点，与一切鼓吹英雄创造历史、否认人民群众历史主体作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迥然不同。

　　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论党》的报告，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的论述，并总结我们党的实践经验，把群众观点的内涵概括为四条：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共产党员如何对待群众，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并结合新的实践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的教训，进而把群众观点的内涵概括为六条：一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二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四是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五是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六是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这与刘少奇在七大上的概括精神实质完全一致，彰显了党在群众观问题上的一贯性和坚定性。

　　需要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决定》在概括这六个观点后紧接着指出，“这些重要观点，近几年来，有的被搞乱了，有的在一些党员干部中淡漠了”，强调要“用这些观点武装全党同志，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可以说，23年后的今天，情况大体还是如此，划清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界限，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紧迫课题。

　　为了划清这一界限，亟须回顾历史，正视现实，看看究竟有哪些观点“被搞乱了”或“淡漠了”，以求正本清源，让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返璞归真，牢牢扎根在我们党员干部的心目之中。

　　多年来“被搞乱了”或“淡漠了”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其一，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谁是主人谁是仆人？

　　1871年法国巴黎工人起义中成立的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述巴黎公社时，明确地把人民群众定位为社会主人 ，把公职人员定位为社会公仆，指出公社的一个极为重要和宝贵的经验，就是用严格、有效的制度防止使公仆变成主人和官僚。我们党秉承这一原则，历来把人民群众当作社会主人，把党员干部当作人民公仆，人民公仆为社会主人效力乃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属性，就来自于此。

　　毛泽东早在1944年就说过：“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勤务员”是对“社会公仆”确切而通俗的诠释。几十年来，特别是执政以来，党始终是以此对党员干部进行角色定位，用老老实实地做人民的勤务员来要求党员干部的，一以贯之地强调党员干部决不能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当官做老爷。

　　但是多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社会主人与社会公仆的关系被颠倒了。有的同志不懂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活动的主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至于对于把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称作社会公仆感到惊讶，难以接受。他们或以“打江山者”自居，认为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党员干部自然是天下之主角，人民群众则不在话下，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或以“领导者”自居，对人民群众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官气十足，不思如何为群众做好勤务，而只求群众听从指挥，把“不听话”的群众看成自己仕途上的障碍，还把某些因维权受挫而引发过激言行的群众视作“刁民”，动用不正当手段甚至专政工具任意处置；或以“利益主体”自居，似乎自己是GDP的主要创造者，理应享受比人民群众更高的待遇，获得比人民群众更多的利益，如若不然，就认为不公道、不公正，使自己“吃亏”了、“委屈”了，等等。这一切，说到底是把自己当作社会主人乃至官老爷，而把人民群众当作应是屈居于自己之下和可以随意使唤的仆人，是一种严重的角色错位。

　　今天在群众观点上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就是要重申马克思主义对公职人员和人民群众的角色定位，不折不扣地把人民群众当作社会主人，把公职人员当作社会公仆。

其二，党和人民群众谁是工具谁是工具的使用者？

　　这个问题直接由主人与公仆的关系问题而来，乍看起来十分尖锐，其实答案甚是自然。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报告中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又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他还指出，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自觉地甘愿充当人民群众的工具。

　　但是多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陷入了误区。一个通常流行的口号是：“动员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当然，在党的任务与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意义上，这个口号没有错。然而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意义上，就有点把人民当作党的工具而不是工具的使用者的味道了，如果改成“动员全党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才更为确切。何况党有时也会客观上离开人民利益而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比如过去“左”的年代，党提出过脱离实际搞“大跃进”的任务，提出过在党内和人民内部开展阶级斗争“深挖阶级敌人”的任务，提出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大革命的任务等等，在这样的时候，把人民当作工具，要求他们“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岂非谬误？并且实践证明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再者，一些党员干部如今仍未懂得马克思主义“工具论”的道理，于是滋长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正如邓小平在八大所作报告中指出，不确认关于党是人民的工具的观念，就会认为党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今天在群众观点上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就是要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工具论”，不折不扣地把党当作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

其三，干部的权力由人民所赋还是由领导机关所授？

　　这个问题与上述“工具论”密切联系，确认“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的观念，就不难理解了。

　　当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公社实质上是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是崭新的民主国家。公社代表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一切权力机构和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他们是“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恩格斯在该书“导言”中作了发挥，指出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这是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一个“可靠的办法”。在这里，马、恩已经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公职人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重要观点，并强调这是无产阶级新型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原则之一。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1968年在《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旗帜鲜明地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其后，党的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和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一再重申这一点，要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但是多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被搞乱了或淡漠了。

　　首先是认为自己头上的“乌纱帽”是上级机关给的，而不是人民群众给的。即使对于选举产生的职位，也认为其实是领导决定的，而不是选票决定的。殊不知领导机关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权由领导机关所授，实质还是由人民群众所赋。不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只对领导感恩，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感恩，不对群众负责。毛泽东曾指出：“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也是我们的“出发点”。而一些同志把这一“出发点”忘记了或者扭曲了，把这种“一致性”人为地割裂开来了。有些公职人员甚至把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发出了“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听党的还是听群众的？”之类的“雷”言“雷”语，可谓荒谬绝伦。

　　其次是由此而来的罔顾人民群众的利益，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而不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慎用权力，为民用权。刘少奇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说过：“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今一些干部一味追求“政绩”，动辄凭权力拍板，沽名钓誉不惜劳民伤财搞这样那样的“形象工程”；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腐朽哲学，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现象，正是权力观扭曲变质的突出表现，刘少奇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而其根子，就是人民至上的唯物史观被抛弃了，丢失了。

　　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说：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世界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在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一直讲，领导干部要经常想一想，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想清楚这三个问题，也就是要解决世界观和权力观的问题。”这番话可谓肺腑之言，语重心长。

　　今天在群众观点上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就是要重申权为民所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折不扣地恪守对人民负责、权为民所用的原则。

其四，群众是靠自己解放自己还是靠领导者包办恩赐？

　　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歌词写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唯物史观指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前进运动的推动者，他们具有内在的伟大力量，能够自己解放自己。

　　毛泽东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只有信任人民，依靠人民，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确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并不是否定先锋队的作用。但正如刘少奇在《论党》中所说，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自觉与真正发动，仅有先锋队的奋斗，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不会前进的，任何事业都是不能成功的。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他特别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

　　但是多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这一观点也被搞乱了或淡漠了。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设计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方案时，不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不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仅凭某些领导者的臆断或少数“智囊人物”的主张定夺出台，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未能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还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举凡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改革之所以出现许多弊端，广受质疑和诟病，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在工作中尤其是在谋发展中，往往只从“出政绩”和“树形象”出发，而不考虑邓小平一再强调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的原则，草率地作出决策。某些所谓“听证会”其实也是徒具形式，不起实质性作用。有的地方甚至用行政手段强制在城镇中建这建那，在农村中强制种这种那，搞瞎指挥和强迫命令。

　　三是在取得改革发展成果和工作业绩时沾沾自喜，归功于自己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不是把办了好事看作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和应尽义务，而是看作对人民群众的一种恩赐，似乎人民群众应当感恩戴德、歌功颂德。如此等等，说到底是自视为“英雄好汉”，可以包打天下，而看不见或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今天在群众观点上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就是要重申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折不扣地把党员干部放在仅仅是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的位置上。

其五，领导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学生还是人民群众的先生？

　　马克思主义认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因为人民群众处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从事一切改造世界的最基本实践活动，而实践出真知，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这就得出了必须向人民群众学习的逻辑结论。

　　斯大林深刻地说过这样的道理：“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劳动群众的经验、所谓‘小人物’的经验来充实领导者的经验。”他还精辟地说：“平常的人有时竟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真理。”

　　毛泽东也说过这样的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还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话虽是极而言之，并非绝对真理，但精神实质无非是强调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真正的智慧，与斯大林所说“小人物”和“平常的人”有时竟比高级机关更高明是一个意思。这一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甚至是它的精华所在。

　　但是多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这一观点同样被搞乱了或淡漠了。这里有两个突出问题：

　　一个问题是在思想观念上，究竟怎样看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当然，对此要客观辩证地看。作为领导干部，一般说来，思想水平、学识素养、工作能力等，要比普通群众高些强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当先生，否则哪有资格成为领导者。然而领导者较高较强的水平、学识、能力等不是天生的，只能在不断总结群众实践经验中，在善于汲取群众智慧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否则就会陷入“天才论”的泥潭。而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民群众是先生，领导干部是学生。领导干部只有确立这一观念，才能做到以小学生自居，恭恭敬敬地拜人民群众为师，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另一个问题是在途径方法上，怎样向人民群众学习？对此，党的领导人一贯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了解群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曾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基层，与一线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事实证明，在“三同”中使干部学到了群众的朴素思想感情、勤劳敬业态度、苦干实干精神和丰富实践经验，不仅增长了知识和见识，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自己作风的转变。可惜这一做法现在不那么兴时了，不用说“三同”不见了，就连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也少见了。据说有些领导干部下去调研，每到一个地方和单位，活动的时间安排被精确到以分计，按时到达，准时离开，这样的调研纯属“走马观花”，流于形式，能向人民群众学到什么东西？还须指出的是，时下凡领导干部的讲话，似乎无不“重要”，并号召人民群众认真学习、领会、“消化”，这哪里是做人民群众的学生，分明是堂而皇之地做人民群众的先生了。

　　今天在群众观点上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就是要重申向人民群众学习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折不扣地使领导干部先做人民群众的学生然后才做人民群众的先生。

　　上列五个方面观点出现混乱或被淡漠，有深刻原因。从客观上说，党长期执政的地位易在一些党员干部中滋生骄傲自满的懈怠心理，发展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又易在一些党员干部中诱发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从主观上说，党内思想理论教育被弱化以至于边缘化，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世界观改造，背离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其结果是削弱了党同群众的联系，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紧张，消损了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带来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一次全党规模（特别是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2013年6月18日，刘云山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要把学习教育、思想理论武装作为第一位的任务”。这是非常正确的。搞好这一活动，首要前提是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再学习、再教育、再武装，划清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界限，使群众观点从多年来“被搞乱了”或“淡漠了”中重新确立起来，使之回归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