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浙江经济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全国建设用地供给闸门大大缩小，浙江从此进入“地荒”时期。目前，大县年建设用地大致一二千亩，小县年建设用地少的仅数百亩。自2004至2011年，浙江投资年均增速仅为全国平均的1/2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从全国领先跌至全国末位。

　　浙江遭遇只是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变化的一个典型。大致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从东快西慢，陡然转变为东慢西快。2004至2011年，内蒙古书写了中国经济奇迹，GDP年均增速高达18.0%。这一期间经济增速居全国前10位的省市区，分别是内蒙古、天津、重庆、陕西、吉林、四川、湖北、广西、湖南和辽宁，其中8地均为中西部和东北省份。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增速在全国的位次整体下降。2004至2011年，江苏因有苏北地区回旋，GDP增速仍居全国第12位，不过跌幅显然较大；广东跌至全国第22位，浙江跌至第27位，上海居末位。

　　这里一个重要推手应是建设耕地占补平衡。按照这一政策，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后，占用者应按照“占多少，垦多少”原则，负责开垦相应数量质量的耕地。2008至2012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3325万亩，新增耕地2667万亩，再加上一部分建设用地占用的是荒地，从而确保了18亿亩红线。

　　占补平衡对于中西部而言，事实上等于开了一个用地口子。中西部地区人均耕地较多，建设用地相应也较多。然而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区有大量荒地，较易实现占补平衡，增加建设用地制约就较少。我搜集了2011年若干省份新增建设用地数字：四川42.9万亩，占全国4.9%；山西24.2万亩，占2.7%；河南66.1万亩，占7.5%；安徽36.1万亩，占4.1%；贵州15.4万亩，占1.7%。这些省份新增建设用地占全国的比重，均大大高于这些省份GDP占全国的比重，也高于这些省份投资占全国的比重。

　　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在浙江，占补平衡恰如紧箍咒。浙江举目所及皆是用不得的基本农田，荒地基本没有。因此在浙江一些地方，即使有用地指标亦无地可供。据估算，浙江2011年建设用地供给占全国比重，大致仅2.5%左右，2012年仅2.0%左右，仅为浙江GDP占全国比重的1/3强。广东“地荒”也比较严重，2011年广东建设用地供给仅占全国2.8%，只及广东GDP占全国比重的1/4弱。

　　浙江企业在省内拿不到地，在省外却能拿到较多土地。海宁许村镇的家纺企业几乎都蜷缩在一二十亩狭小地块上，却有一些企业合作在苏北拿到500亩地建新厂。温州近几年工业企业投资，一半左右投在省外。创业于温州的青山钢铁，是全国不锈钢领军企业，2012年销售320亿元，生产基地无一在温州，董事局迁至上海。

　　一个重要结论是，在中西部建设用地增加较多情况下，浙江土地紧缺的“倒逼机制”相对较弱，并促使企业向省外投资。根据2004－2009年浙江投资增速与全国投资增速的差距匡算，此期间浙江企业在省外投资或接近6000亿元，占同期省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1%左右。这就既放慢省内经济增长，又加快中西部经济增长，且加剧全国粗放增长。

　　中国区域经济东慢西快格局，或许如一些专家所说，形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化趋势。然而，令具有较高集约发展水平的东南沿海地区放慢增长，而令仍处于粗放增长、且环境容量远小于东南沿海的中西部加剧粗放增长，这就既降低了全国要素效率，也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对于导致这一状况的土地占补平衡等政策，已到了该高度关注、深入研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