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吉·原野

　　她背着一个孩子，肚里揣着一个没见到模样的孩子铲地。地，就锅盖那么大，长几颗土豆秧，开白花。地，具体说是泥土，在这里那么少。看四外群山莽莽，俱是石头。

　　女人见我看她铲地，不好意思，也许为这块地小而难为情。她笑了，身边一群六、七岁的儿童。

　　“都是你生的吗？”我指孩子。

　　她大笑。人哪能同时生七、八个年龄相仿的小孩？城里人无知，也不严肃。

　　“两个。”她指背上和地上的孩子。

　　“3个。”我指其隆腹。

　　女人脸红了，连脖子。晒得这么黑的脸也能红。红时，看出她也就20多岁，乍看像40岁。

　　贵州之贵，说的可能就是土。土这个词，在这里显出尊贵，这是对农民而言。在嶙峋石牙间看到土，才知它真是好东西，能长庄稼。玉米的叶子修长迎迓，表示土里长的东西就这么好看。

　　我在山路跑步，看道边有大野花，趋前观赏，脚下踩断一株玉米。书包大的地方种了3株玉米，我踩断一株，至今内疚。一个农民在这里不知种了多少株玉米，只有他记得住这些玉米的位置。这些玉米像他的孩子，在山上林间土的缝隙站着，不分白天黑夜。

　　这里的山民神情友善，在胸前摆弄手指。他们可以叫瑶民、彝民、苗民或大山里的汉民。他们的祖辈是见过红军的人。

　　对红军感情最深的就是这些人。当红军打开关押彝民的大狱时，被押百姓形同饿鬼，大铐铐在白骨上，头发及丈。他们没想到有人会救他们，分发光洋。后来，红军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借用魏巍那句话说，叫“依依惜别”。

　　萧克的回忆录说到这样一件事。红军问瑶民：“我们好，还是官府的人好？”

　　瑶民回答：“你们共匪好。”

　　他们不知何为共、何为匪。听官府宣传红军为共匪，以为是真名。红军又讲了一番道理，瑶民便说“红军好”。

　　说，红军乃开天辟地第一支劳苦大众的武装力量，因为长征，历经南方各省。而老百姓开天辟地头一回见到红军，怎知他们是一支好队伍呢？自古以来，兵者，众乱之首。然而红军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劳苦大众的欢迎，冥冥中自有天意。

　　苍天庇佑之意，在红军长征中处处显露。如果去娄山关实地查看，此役红军必败无疑，然而红军得胜。乌江之役、飞夺泸定桥之役，很难相信红军会取胜，红军最后完胜。天意与民心实为一回事。这么多受苦受难的农民实在应该有人去搭救他们一把，如果必须用枪杆子搭救，就用枪杆子。而红军之受欢迎，在纪律、革命道理之上，悬系的正是民心。

　　那年，我们参加“重走长征路”采访团，在红军长征的路线中，看到许多壮美难忘的景观。

　　四姑娘山如同一个美妙的王国，人实在应该举毕生精力在这里过一辈子，穿梭往来，看山看水，这才叫美丽人生。

　　赤水市除了水之外，全然为山。山上的小块耕地被封种，几年过去，山上多出来几千条瀑布，宜改名为“赤水瀑布自治市”。老百姓看到山上茂林修竹，心里还惦着上面的耕地。然而转机出现，一家外企看中这里的竹林，建造一个纸浆厂。老百姓砍竹子卖钱已可谋生，强过种地。这是我听到的生态保护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最好的一件事。同时，我头一回听到竹子也能造纸浆。在赤水，竹子之多，生长之快，足以永续利用。

　　由黔入川，进入平原，看到人的相貌也变了，由黑瘦而白胖。黔民给人突出的印象是骨骼，川民特别是女川民给人的感觉是皮肉丰腴，由山而水。而黔字里面有个黑，让人不得不黑。土地与人的关系竟如此。

　　离开贵州的时候，想抓一把土带回去，装在玻璃瓶子里保存，想想有点矫情。再想，在这个地方抓土回去有点像贪污。娄山关、赤水的土上，也许有过红军的脚印。虽然被风刮过，被雨浇过，是说，这是红军长征踩过的泥土，装一瓶带回去，也很好。

　　站在泸定桥上，看滚滚河水，何止于咆哮，乃暴跳如雷。没法想像红军在这座桥上顶着子弹冲锋前进。巴顿将军说，他不怕死，但怕一颗子弹打中他的鼻梁。我抚着铁索在桥上走，觉得所有的子弹都对准鼻梁射来。而河水翻滚，一如河床遭遇了地震。两岸岩石在这样的水流面前像酥了一般。

　　在大渡河博物馆，见一顶红军军帽（原件），灰土布帽上缝一只红布的五角星。这个五角星实际是用布叠的五边形。展柜没说明捐赠人。而这一顶帽子，经历过硝烟和子弹的呼啸，无疑是英雄的顶戴。

　　仔细看这个红五星，布料是用红汞或红墨水染的，针脚绵密，想得出缝五角星的人，无论是红军士兵，或苏区的妇女，以喜悦之心和抓过泥土的手把它缝上去。虽然他们不知这个五角星将要跋山涉水、翻越雪山草地到达陕北，然后迎接抗战，打国民党，最终建立新中国。这顶帽子如今静静置于博物馆的柜子里，外面的大渡河奔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