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单泠 周炜 潘怡蒙

　　本报记者 陈宁

　　一

　　[那时

我们喜欢坐在窗台上

听那筑路的声音]

　　张泽不太爱侃自己的“科学历程”。所以，这段“辉煌历史”中的故事，大多只在坊间流传。他比较爱“侃”的，是他的“奇”事。

　　张泽是天津人，1953年生，属蛇。家中五个兄弟姐妹，他是居中的那一个。父亲是一位印刷工人。1969年，读初一的张泽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开鲁县明仁公社五家大队的社员。那年他16岁。奇的是，第二年的秋天，张泽被推举为生产队长，竟成了率领全村200多号人从几千亩地里刨食的领头人。

　　1971年，当村长后的第一个春天，麦苗刚长出一指高的时候，下了一场冰雹。张泽除了要在几天时间里跑到县里去借种子，赶着节气补种，还要跑出几十里地去借粮，不然村里就要断粮了。当村长的年头，什么苦都经历过了，冬天屋子里甚至冷到头发都冰到了炕沿上。但张泽最想不通的事，是“为什么我们千辛万苦从地里种出来的粮食才8分钱一斤”？知青们的读书会上，《资本论》、《反杜林论》是热书。开鲁县城有个拖拉机厂，有北京的知青在那里工作，那时候，这可是个让人非常羡慕的工作。生产资料奇缺的年代，生产队长张泽为五家大队凑钱买了台柴油机，坏了，去拖拉机厂修，“一个螺丝帽要4分钱，这凭啥？”虽然有了“剩余价值”、“城乡差别”的概念，“但也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劳动到了我这儿就这么不值钱了？”

　　1977年3月，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将张泽长达八年之久的插队生涯画上了句号。穿戴着知青的老棉袄，大皮鞋，大皮帽，他走进吉林大学的校门，成了中国大学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当了近7年生产队长的他，是冲着“政治经济学”去的，专业志愿，他第一选的是哲学，第二选的是经济学。并不是因为“喜欢不喜欢”，只是因为那时候，在他眼里，没有其他东西。但他被分进了物理系，这是他没想到的。尽管“不知道物理是啥玩意儿”，但机会实在难得，他还是接受了这个“想不到”。不过，真正让他钻进自然科学的，是数学老师的一句话。那也是他上了大学后受的第一个剌激。

　　那是一堂数学课，老师给新生补课，讲立体几何。工农兵学员的一大特征就是年龄差别和知识水平的差别。时至今日，张泽依然十分清晰地记得那位老师的长相和神态。下课了，他上前去问“什么是勾股弦定律”“这玩意儿，想不通啊”。但老师的回答是“你连这都不懂，上什么大学”？当时，张泽很想说，自己所能记得的课堂，是初中一年级上的最后一堂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是“三元一次方程”。之后的8年，最大的问题是吃饱饭。但他没说，而是转身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三个月之后，张泽自己把要问的问题解决了，补上了所有的课。

　　“如果不上大学，我一定会是一个好村长、一个好县长。但不上大学，一个人只能靠自己的经历和经验从事，只有在大学，几千年人类文明的结晶，被系统地整理成学问，让每一个有兴趣的人去系统地接受和学习。”

　　二

　　[我们相信

在这条路上，我们

将和太阳的孩子相识]

　　大学，让张泽与科学相遇。因为科学，他才能在日后与中国著名的科学家郭可信先生相遇在中国科学院。

　　郭可信先生毕业于因抗战时期西迁的浙大，是中国第一代物理冶金学家和晶体学家中的翘楚。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公布，当时的《科学时报》就以《2011诺贝尔化学奖：与中国擦身而过》为题介绍了郭可信研究团队的工作，他们与获奖者尼埃尔·谢赫特曼同属一个领域，在同一时期独立发现了准晶。在20多年中，中国的准晶研究一直与美国和日本并列“三雄”。

　　上世纪40年代后期，物理冶金刚刚兴起。全中国也只有从德国和美国购入的两台电镜。郭先生获得了官费留学资格，跟随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大名鼎鼎的金相权威Hultgren，一年之后，成为了Hultgren唯一由大学支付工资的研究助教。但三年之后，这个在山沟沟里完成大学教育，连煤气灯都不会用的中国小伙，认为Hultgren有关合金元素影响奥氏体相变的说法自相矛盾，炒了导师的鱿鱼。1950年，郭先生当面对导师说了句“我不相信你那一套”，引得Hultgren暴怒。郭可信放弃了三年多的研究成果、将要到手的学位和固定的工作，一走了事。日后他对自己的学生张泽说：“学术问题就应泾渭分明，不能含糊，合则留，不合则去。”

　　从此，郭可信自己当家做主做研究。从1951年，他得到瑞典钢铁协会的资助，立项研究“合金钢中的碳化物”开始，他一直站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世界前沿。张泽说：“从准晶的发现，到后来的一系列工作，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在世界的前列。时隔三十年之后，1980年，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教授会授予郭先生技术科学荣誉博士学位，那时国际冶金界得此殊荣的不过三四人。”

　　张泽成为郭先生的研究生的时候，郭先生57岁，依然处在科学研究的旺盛期。张泽说，人要是经历过了苦难，他就不会计较利益得失。得到了一台谁都不要的旧电镜，郭先生如获至宝，马上就像将军进入了临战的状态。

　　在将要步入晚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开始培养研究生，郭可信立下宏愿，要为中国培养百名研究生。最终，在他名下毕业的研究生有130多位。张泽硕士、博士都是郭先生的研究生。要怎么做，目标是什么，很快就能按设想去实现。“这得益于什么？得益于郭先生脑子里关于晶体学，关于冶金学，关于准晶结构，都在他的脑子里。导师丰富的知识，对学生来说是很大的机遇。”

　　在张泽博士临近毕业的时候，当时他自己觉得做得不错了，生活压力也不小，应该毕业了，他去找郭老师说，“差不多了吧？”郭先生说，“你把这个做完就可以毕业了。”张泽接下去做了五次准晶，十次准晶，包括缺陷，后来做到1次准晶。

　　据说，张泽是唯一没有被郭先生骂过的学生。但张泽心里，却从来没有过“侥幸”的念头。做电镜，盯上十几个小时是很经常的事。有一天，张泽和同学两人在实验室，天一黑进去的，第二天早上，大约四五点钟，楼道里有脚步声传来，是郭先生来了。张泽和同学心里一阵窃喜，“幸好我们俩都没有偷懒”。

　　郭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学生的情和对学生的严都是出了名的。郭先生经常会跟学生们讲“求是”，讲竺可桢，讲浙大的校训。张泽说：“这就是真正的科学家，只有在学界，才会这样‘事’和‘情’泾渭分明，不会因为是‘学生’、是‘好兄弟’，就投你的赞成票。”

　　张泽说，我是因为郭先生，才了解了浙大的“求是”校训。我就是因为这个才来浙大的。浙大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教授永远比校长讲得多，开会时校长讲完了，教授说“我来补充几句”。教授讲话不用看校长的脸色。讲真话、做实事，这就是求是精神。

　　三

　　[我们相信

这条路的骄傲

就是我们的一生]

　　一个人在大学上了几堂课，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键是他遇到了谁。大学是一个让人遇到人的地方。

　　“文化就是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东西。只有认同，才会有共知，这才是价值观。”张泽说。2010年初，浙大材料系的教授韩高荣到北京开会，去看望张泽。做材料的人，张泽在他们的心中是很有地位的。聊天中，韩高荣听说了张泽关于建设一个南方电镜中心的想法，没想到，当下，这位学界的晚辈拿起手机就打通了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的电话。第二天，张泽得到消息说，浙江大学接受了张泽院士关于建设南方电镜中心的想法。这样的速度多少有些出乎张泽的意料，为此他专门去了一趟杭州，现身浙江大学党委常委会，用了20分钟时间，陈述他的思想和建议。很快，张泽将要南下的消息成为学界一则被飞速传播的“新闻”在网上弥漫。2月26日下午，浙江大学发布了张泽加盟浙大的消息。

　　整个过程的快速和高效，让张泽很高兴。到浙大后，他马上启动了“电镜中心”的建设。2010年4月，电镜中心建设方案通过论证，2012年5月，一台型号为Chem-STEM的电子显微镜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第一台带有球差矫正的具有原子级别成分分析水平的透射电镜。

　　同行们很是惊讶，才两年时间，这速度，怎么做到的？张泽讲了两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是他刚到浙大，有一天去学校比较早，教学楼的楼道里还黑乎乎的，却见沿走廊蹲了一溜学生，一问才知道，需求多，仪器少之又少，为了做电镜实验，学生们排了一夜的队。这让张泽很心疼，“这样不行，电镜中心要马上建起来”。第二个小故事，是基建开始之后。电镜是非常敏感的仪器，过路的汽车也会对精确度产生影响。6间放置电镜的实验室因此要建6个深深的坑基，“往下挖是快的，但现场看上去真是一片狼藉。”狼藉的现场引来了学校的管理部门，一查，手续不齐，工程被迫停了下来。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张泽给时任校长杨卫发了一封措辞很不“客气”的邮件。当时杨卫出差在外，但立刻作了回复和安排。“很快，就有一位副校级领导给我们当了联络员，协调整个工作”。基建工作很快就按序完工了。

　　张泽说，所有事都有规则不假，但要想干成事，就必须有破坏规则的勇气，如果你觉得自己这样做值得。这也是一种文化。

　　开张后的浙江大学电镜中心快速成为一个研究圈的中心点。目前在研项目经费达3000多万元。

　　在浙大材料系，张泽说自己是快乐地与一群有趣的教授们共事。初来浙大，张泽开来了一辆朋友因为出国而闲着的牧马人JEEP，还带来了一架单反相机。有暇，他会与研究生们一起去踏青。2011年，浙大材料系组办第一次“微结构摄影大赛”，颁奖会上，张泽说：“我在这里发出邀请，这个比赛的前三名和最后一名，都可以搭我的车出去玩一天，我随时接受你们的预约。”张泽说：“参与”是最重要的，所以，最后一名也是值得和应该鼓励的。

　　今年是张泽到浙大的第三个年头。他笑说，自己已经不拿单反了，“他们的相机都比我的高级了，我就用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