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

　　从杭州沿老104国道向西北，大约20公里，便进入了余杭区良渚镇和瓶窑镇的区域。早在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这里首先发掘出了石器与黑陶，并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被首次发现并命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指向了一个事实，即良渚文化的晚期依旧相当繁荣。它的运行轨迹并非是一个抛物线的形态，而更像在长期的辉煌后戛然而止。除去墓葬，良渚遗址群内发现的晚期遗物比早期和中期的遗物要丰富得多。雄伟的良渚古城墙也一直屹立到晚期。

　　良渚的消失之谜一直是研究者们热衷的方向。从目前新的考古发现看，良渚末期环太湖地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长江干流的淤积不断持续，长江流域水位上涨，洪水溢出，良渚很多聚落都被淤泥所覆盖了。但目前并没有办法证明，洪水给良渚人带来了灭顶之灾。自然灾害很难使一个覆盖如此大面积，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文化体消失。洪水与环境的恶化可能只是良渚文化衰败的导火索，而不是主要原因。

　　在中国的史前文明中，良渚以其浓厚宗教色彩而独树一帜。良渚的上层领袖是神权与王权的集合体，两种权力并没有分工。宗教的权力高高在上，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导力量。为了维系神权的力量，统治集团必然会进行大量的宗教活动，制造神秘器物来维持其神圣性。

　　于是整个良渚社会便将大量社会劳动投入宗教活动，比如制造没有实际用途的玉器。考古学家王明达曾做过一次调查，在现代作坊中，制造一件带有神徽的玉琮大约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这其中还不包括玉料开采和运输的时间。而现代匠人们则使用了电能、高硬度的金属刀具、放大工具、电力照明等一系列现代设备与技术。假设在良渚时代，平均每天12小时自然光照明，工匠们用古老的方式制作，又需要多少时间呢？

　　良渚宗教和世俗权力的密切结合，使它本身带有了集权色彩，意味着它在维系社会团结时是通过权力手段来实现。因此社会应该存在一套比较严密的组织形式。

　　玉琮、玉钺、玉璧等礼器并不只见于顶级贵族大墓，各地的墓葬中时常发现，只是数量少或不精美而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认为，这些墓主人就是低级别的神职人员。那么，便意味着一个极大的可能性，即良渚的宗教组织也就是世俗社会的管理组织。

　　而另一方面，良渚社会浓厚的宗教气氛实际也是整个社会共同营造出来的。比如，动用大量人工来堆筑高台墓地是一种社会的普遍风俗。但这些工程耗费了大量劳动，却只是为死者安排居所，并没有为良渚先人带来丝毫的经济效益。社会风俗崇尚厚葬和享乐，即使在中小墓葬中也能出土不少玉质饰品。

　　赵辉认为，良渚社会整体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而这些投入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不会有任何正面效应。而普遍的享乐风气也增添了更多消极色彩，从而是社会在其整体发展方向上出现了某种畸形化的倾向，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但是，社会控制系统似乎非但没有采取有效的约束和调节，反而推波助澜，加速了社会的畸形化。”赵辉说。

　　一方面，良渚社会生活中的严格秩序显示了社会系统的僵化。另一方面，宗教势力对社会管理组织的大范围介入，又使整个系统染上了强烈的极端化色彩。这些迹象或许表明，良渚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降到了最低点。当社会沿着歧路越滑越远时，便已积重难返。只要点燃一根导火索，便可导致矛盾的全面爆发，进而社会系统崩溃。

　　事实上，良渚文化的衰败并不意味着文化的消失。其光华虽敛去，却化作点点繁星，进入了中国文明的大系统，生生不息。

　　（摘选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