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家柱

　　我住在玉皇山前复兴里街。每年的清明时节，来南山公墓的人流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我的岳母与外婆的坟茔就在南山公墓、叔公的墓也在九溪，祭扫还称方便。可我父母与祖先的陵墓却在宁海老家的山岗上，回去扫墓就显得路远行艰了。

　　人的一生，一头一尾就是生和死，以生始、以死终。生在房屋居住，死在陵寝安息。活着，年年拍手高唱生日快乐；逝去，岁岁清明扫墓，向亲人表达哀思。

　　忠孝，为中华民族传统的第一美德。扫墓也是全球华人每年的重要活动。不如归！不如归！清明时节，杜鹃声声叫唤，很多台胞华侨就不远万里从地球各个角落赶来，祭扫亲人的墓庐。

　　1990年清明节，海峡两岸刚沟通。我那位去台湾已违睽40年的堂叔突然回杭州老家探亲来了。他从台湾帯回几张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发黄照片。第一张照片就是他父亲“宣统三年，3月28日，摄于湖滨‘二我轩’”的半身照。这就是我的杭州叔公，他全身戎装披挂，勋章挂满胸前，缨络披肩，盔帽上还有一个鸡毛帚般的顶缨，双手扶持着一把锃亮马刀，显得威风凛凛。

　　辛亥革命前夕，叔公薛炯际会风云在首届浙江武备学堂毕业，留校任教官，擢升排长、连长，成了光复会员，投身革命。他把宁海家乡几个堂兄弟都叫到杭州，入伍清营当“新军”，包括我的父亲。所以参加杭州辛亥革命光复之役的宁海薛氏家族竟多达6人，都担任连级以上的军官。

　　辛亥革命在杭州举事时，薛炯叔公所在的新军八十一标、八十二标为主力，主攻抚署衙门。战斗打响，薛炯所率的三营在营长顾乃斌的带领下直扑抚署衙门，巡抚增韫企图从后门逃走，被活捉。经过几个小时激战，杭州主要各衙门、各公所、电灯公司、电报局等均被起义军占领。5日上午，全城飘起象征光复的白旗。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陆军部长黄兴嘉奖全国光复革命中有功之臣，薛炯升为团长，授陆军中校军衔，四等文虎勋章。

　　我父亲辛亥革命后则去广州参加大革命，随着北伐军进入南京，在中央军事委员会担任军需长。抗战时，打完长沙大战就解甲归田回老家宁海。一直到了1966年春夏之交，父母相继在不到两个月内先后去世。我当时下派在杭州郊区康桥公社工作，无法回去送葬，实乃痛心。

　　1990年这次堂叔回乡，要我协助他落实有关祖居和祖坟的政策。他2000多平方米的祖居在南班巷花园弄3号，现在已成了“七十二家房客”；而叔公在九溪自建的10亩墓地，却在“文革”时被当地公社改造成茶园，陵墓被拆毁。一代辛亥革命功臣竟被曝尸荒野。幸亏管墓坟的亲弟弟偷偷将尸骨装在陶瓷中，埋在山坡松林中。只留下管墓庄的小屋，成了屏风山疗养院的锅炉房。

　　那次，幸亏杭州市政协、统战部的关心与帮助，让我们重修了九溪山坞的薛炯叔公陵墓，并请著名书法家蒋北耿重写了墓碑。这样，第二年清明节，堂叔就再次从台湾带着儿子回九溪扫墓，再不感慨“有家难回，有墓难扫”了。虽然后来堂叔在台北去世，在杭州的后辈每年都可以去祭扫，台湾的堂弟也带着子女回来探亲寻根。

　　在海外华人看来，回乡寻根，这个“根”的实体，就是祖先的房屋和陵墓。同样也在1990年，我台湾的嫂嫂带着儿子、女儿、外籍媳妇，会同大陆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一起浩浩荡荡回家乡扫墓。她秉承哥哥生前遗愿：“生前既不能迎养父母，死后复不能营葬。为人子者，不孝之罪，又何甚于此！海天相隔，哀痛逾恒。”因此海峡两岸沟通，嫂嫂一定要带领子女回家乡替代哥哥了却这一大心愿。

　　当时嫂嫂已年近八旬，这位满族皇家格格的后代，一辈子从没走过乡间小路，更不用说爬山。可她一定要在子女搀扶下扳开茅柴荆棘，爬上没有路的半山腰，跪倒在父母墓前不住叩拜。身为美国费城大学原子物理教授的大侄儿，也不断用照相机拍照，特别将墓碑上的“源远流长”的匾额拍走，带回美国让他子女看看。他意味深长地说：“薛氏血缘不光流到台湾，也流到美洲新大陆了。”

　　如今，我也已垂垂老矣。我无论是踏上南山公墓或九溪的路，也无论是垂首肃立在杭州书房窗前，遥望南天家乡方向，我总是念着那几句诗，凭吊九泉下的祖辈：“我心灵的坟茔上，年年飘着白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