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期，人口红利的讨论成为一个热点，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出现，而就这一拐点带来的影响则众说纷纭，甚至表现出某种悲观。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缓

　　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从而引起人口抚养比下降，助推社会经济利好发展的状况。人口红利的多少，首先取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基数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就大，在劳动力参与率不断提高的条件下，社会人口抚养比相对较低，人口及其劳动对社会经济的效益不仅表现出一种正能量，而且会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人口红利趋减，有可能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比2011年减少345万，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称，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人口总量却保持继续增加的态势。并且，2012年我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266万人，为过去9年来的最高水平。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这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就业、劳动力参与率并没有下降。而人口抚养比是指进入劳动过程的就业收入者的负担或赡养的人口系数，即主要是以社会人口中直接参与劳动的人口所形成的现实生产力及其对经济社会的贡献联系为支点的。

　　劳动年龄人口只是一种潜在劳动力，不等于劳动力人口，即劳动力直接参与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口，所以，对于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应给予关注，但不必大惊小怪。

　　人口红利与资本红利结合

　　经济学理论揭示，人口红利本质上反映的是活劳动价值创造及其社会经济效应，分析的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贡献。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科技对生产力的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在岗位和部门之间的流动成为普遍现象。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表现出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使由注重人口红利转向人口红利与资本红利相结合。

　　我国长期存在的一般劳动年龄人口无限供给、高素质层次劳动年龄人口无限短缺的二元人力资源市场结构就是一个最好写照，从这一现实看，也可以说，我国在现阶段不会出现人口红利消失问题。一味停留在“人海战”经济思维定式、就人口说人口的生产关系羁绊中，显然与今天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相背离。

　　进入现代社会，必须既要看到人的因素，更要看到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不仅省却了大量劳动力投入，而且效益更高。这就出现一种客观现象，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在不断减少，一方面社会经济效益却并没有大幅下滑，人口红利被资本红利所转化。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从粗放走向集约，从劳动密集走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形成了工业高增长、农业“多连冠”，其本质上是“减人增效”，并不就是依靠“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增长最主要因素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低人口抚养比背景下，劳动力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带来高投资，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而一旦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就会出现资本投入报酬递减现象。

　　这里有两个误区值得商榷：一是有没有把人口、劳动力、经济发展放到现代社会中，放到劳动力使用机器和机器体系生产过程中，放到人类已经进入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新时期中来思考。二是“十个劳动力对应一台机器”和“十台机器对应一个劳动力”，“报酬递减，资本投入就会减少”的“比方”说尚需再思量。

　　事实是，劳动力相对减少了，劳动力收入增长了，报酬并没有递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称，2012年，全国有25个省份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时适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达22.2%。同时，高储蓄和高投入也没有出现减少，至少不是因为人口红利消失而带来的减少。

　　有学者立论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估计中国“十二五”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且不说这个数字的来源依据，仅从人口红利来“估计”，就已失之偏颇。我赞成“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的判断，但认为它并不可怕，也不应发出悲观信息。主要依据有二：

　　一是中央把城镇化发展列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必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必然给城镇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年龄人口，从而能够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在引领全国人民科学、全面、务实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寻求和提升社会资本对经济的支持系数，创新社会经济发展思维，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