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储蓄率高达50%。与之相应，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接近40万亿元。这一数字，金灿灿、亮闪闪，看上去非常诱人。问题在于，从老百姓的“小本投资”看，楼市限购，股市低迷，存款负利，基金有黑幕，理财颇混乱，集资有陷阱，简单地加以关联性推导，40万亿没好的地方去，只能躺在银行里半休眠。

　　就在上周，10天抢300吨黄金，“中国大妈”VS金融大鳄的传闻不胫而走。命题真伪且不论，却再次印证这一事实：民间闲置资本极易一窝蜂地扎堆，显示出一种简单的“如愿式思考”，而整个社会提供的可靠投资服务却屈指可数。于是，纽约苏富比房地产经纪人凯文的一句话显得耐人寻味：3年前，我的客户中约12%是中国人，去年这个数字增长到20%，现在约1/3都来自中国。

　　小本投资，作为财产性收入的一部分，关涉百姓的核心利益。财产性收入在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化与国民富裕程度的一大标志。在一些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财产性收入就会逐渐成为重要收入来源。在美国，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达40%，仅次于薪资收入，有90%以上的人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我们的人均GDP已突破5000美元，财产规模是扩大了，人均财产性收入占比却极度偏低，连3%都不到，始终落在工资性、转移性、经营性收入之后。

　　站在国家高度上，把百姓的小本投资纳入民生的护栏内，叫醒这40万亿储蓄，有着多重价值与多向路径。

　　共筑中国梦，民生改善是最好的注脚。在梦想的起飞跑道上，我们正奔向财富时代。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离不开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如今，绝大多数城乡居民或多或少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如果能创造条件，借风险较小的正当投资，让积蓄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升值，使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形成可靠的家庭收入来源，就能提高全社会居民的收入水平，就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富裕美好的幸福生活。经济学中，“永久性收入”理论告诉我们，一旦人们的财产性收入普遍增加，并形成一种稳定预期，消费能力就会提高，拉动内需水到渠成。

　　现今人类社会治理模式中，中等收入阶层占主力的“橄榄型”结构，被认为是最稳定、最安全。这一阶层，既具有相当的收入流量，又具有相当的财产存量。万一碰到一些变故和意外，除了社会保障这道防线，这类家庭的财产变现也足以应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扩大这一阶层不可能完全靠工资性收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就是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有机会跨入中等收入门槛，实现“橄榄型”的收入分配形态。据测算，我们的中等收入阶层约占人口23%，如果每年能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达到40%，扩大到6亿人左右，这将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时，中国社会的缓冲区更深，承受力更强，未来发展之路或将更加平坦。

　　我们的银行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赚钱的。钵满盆盈之余，可否合理让渡一部分利益？商业银行机构适度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利差哪怕平均减少零点几个百分点，就能让居民存款人一年增加几千亿元利息收入。背后，是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课题。更加灵活的利率和汇率，于中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改革，既是过程，又是结果。我们认为，一旦改革的环境成熟，就当转换为一个个具体改革项目的快速推进。

　　我们的金融业是参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架构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大引擎，可否多一些中国式的探索？金融体系与金融行业，最大的危险是不会创新、不能创新、不敢创新。如果通过金融改革创新，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让资本市场的层次更多、厚度加强、效率更高，让小本投资者有更多投资回报的产品可供选择，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就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财产性收入。

　　我们的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基石。无论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还是推进城镇化进程，都需要巨大投入，可否充分利用这40万亿储蓄？比如，除了国家规定的一些特殊领域，通过制度性安排，适度放宽市场准入，卸掉那些“铁门”、“玻璃门”、“弹簧门”，提供更多彼此对接、平等参与的机会与渠道，让民间资本大规模投入实体经济。眼下，一些实体经济利润太薄，政府在多大尺度上让利减税，无疑非常重要。相信，置于全新发展场景的中国经济应该有足够的空间，盛下民间资本。这空间有多大，取决于政府的智慧、勇气与决心。

　　叫醒这40万亿，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