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元

　　正当全国人民为四川芦山发生7级地震而心痛不已时，4月22日（星期一）早晨一上班，从上海传来的一个消息又让人无比难过——著名作家程乃珊，因病医治无效，离我们而去。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程乃珊优雅而快乐的脸庞：一副金丝边眼镜显示知识女性的睿智，圆圆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使人感到亲切。我真不愿意相信，这样一位对生活充满热情、作品深入人心的好作家，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程乃珊是我们浙江日报的老朋友，老作者，在前后十多年时间里，为“钱塘江”副刊撰写了很多好文章。她写的散文、小说，有着不同一般的特质，那就是一种淡淡的香港味，浓浓的上海腔，文章里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女性作家的爱。无论是写金融圈故事的《金融家》，还是写老洋房前世今生的《蓝屋》，抑或是写弄堂普通百姓生活的《穷街》，程乃珊的作品，都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发表在本报2011年12月2日“钱塘江”副刊上的《桃姐》一稿，是程乃珊在许鞍华导演的《桃姐》扬威威尼斯，叶德娴荣获影后，并在第48届中国台湾金马奖典礼上又成为大赢家后写的。在这篇散文里，程乃珊回忆了先后在她家做过的几位老保姆，有随她们一家南迁香港，后又随全家回到上海，一生与程家结下不解之缘的徐彩贞阿婆，与程乃珊的妈妈姐妹相称的秀珍阿姨，接替秀珍阿姨的绍兴阿姨，还有现实版“桃姐”的广东顺德女阿瑞等。在文中，程乃珊深情地写道：“现在我已年过花甲，伴我一路走过来的‘桃姐’们大多去世了。她们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构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家族的小舟在时代浪潮里颠沛流离时，她们与我们同舟共济，不嫌不弃。”这篇稿件见报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许多读者为程乃珊在文中显露的人文关怀和对普通劳动人民的真情实感所感动。而发表在本报2012年2月10日副刊上的《港人过年传统又简约》，把香港人过年的风俗写得十分生动有趣。如果程乃珊没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移居香港的经历，是写不出来的。

　　这些年，只要是我们向她约稿，程乃珊总是爽快地应允，并且按时将稿件从网上传过来。《年糕与年花》一稿，是我在2011年春节前约她写的，虽然那时她还有许多约稿要写，可她说，老朋友的事情不能耽搁，硬是在几天时间里就写了出来；《最后的童话》一稿，刊登在本报2011年2月25日的“钱塘江”副刊上。虽然稿件不长，但是其中浓浓的上海味，让许多读者看后十分过瘾。

　　在大家眼中，程乃珊是个执着、认真的人，同时她举止又很优雅，很有气质，就像她的作品一样。她1965年从上海教育学院英语专业毕业，曾当过20多年的英语教师，是一位合格的园丁。而作为一位作家，她的作品深入人心，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上海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城市，传奇的上海孕育了不少传奇的女性。程乃珊不仅对上海滩的名门淑媛、少奶奶、歌女、影后、保姆、女工等风俗画卷了然于胸，更是以一位地道的“上海Lady”的亲身体验，衣衫不整不上餐桌、头发不梳不出门，这是程乃珊最初从祖母和妈妈那里学来的。即便是在“文革”这样的非常时期里，也不能阻断她对所热衷的情调的追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了研究和创作有关香港的系列作品，在大陆文坛早已声名远播的程乃珊，毅然去了香港。程乃珊在上海有个温馨的家，丈夫老严堪称模范，女儿天真可爱，聪慧过人。可是她还是告别了上海。三口之家天各一方，分居三地：丈夫留守上海，女儿飞越重洋去美国留学，而她则在香港孤身拼搏。程乃珊在香港这块充满竞争的土地上，在紧张的上班下班途中，不论乘轮渡还是乘汽车，总是不断地观察，不断地构思创作题材。期间，她为香港多家报刊写专栏文章，还应上海、北京等几家报刊约稿，写了许多有关香港的精彩文章。后来，程乃珊回到了上海，与老严共度晚年。她与丈夫很恩爱。两人有着心领神会的默契。由于乃珊是高度近视，每次看书或写稿，老严都会为她调整灯的高度，直到她看着舒服为止。

　　记得是2012年春节前夕，我们“钱塘江”副刊决定约请三位浙江籍的女作家写故乡大文章：在北京的张抗抗，在四川成都的裘山山和上海的程乃珊。过了一段时间，张抗抗和裘山山的稿件都来了，而程乃珊的稿件却没有来。我几次打电话到她上海的家里，都无人接听；打她的手机也关机。我的心里隐隐有点不好的感觉。离春节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又多次联系乃珊。有一天，关了多时的手机居然通了，我的心中一阵高兴。接电话的是程乃珊的先生老严。他告诉我，乃珊在住院，查出来得了白血病。我听了大吃一惊。连忙安慰老严，请他向乃珊问好，安心治病。在心中，我默默地为乃珊祈福，愿她早点好起来。

　　时光如梭。不知不觉中，春节过了，元宵节过了。冬天渐渐远去，春天悄悄来临。在我的心中，一直很挂念程乃珊，又不敢去打扰她。有时我就打电话给上海其他的作家，了解程乃珊的治疗情况。有一天，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程乃珊的号码。电话里，程乃珊的声音响亮，她笑着告诉我，最近在吃一种国外进口的药，不用化疗，效果很好。程乃珊还告诉我，吃这种进口药，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吃，一定要主观身体条件符合，才能够吃。否则，即使经济上条件许可，也吃不来。我听了真为她高兴，祝她早日康复。我说，等你的身体康复了，就到杭州来走走，我带你去找张公馆旧址。她高兴地应允了。

　　2004年，我们“钱塘江”副刊登了程乃珊的《张公馆传奇》一文。文中讲道，19世纪末，张家曾是杭城著名望族，旧时张公馆原址在今孩儿巷、竹竿巷一带，屋园面积百亩。文中如此描写道：“那似是一个如同宁荣两府充满传奇的地方，里面楼台亭阁，有荷花池还有泛舟的小湖假山。在祖父口中，上海的花园洋房豪宅华厦，都不能与其相媲，连城隍庙的豫园都不及它。”“随着张家其千金嫁给北洋总理孙宝琦为妻，张家家世更加显赫。一句杭州张公馆，长江三角洲一带无人不晓。”程乃珊曾告诉我，她祖父程慕灏老先生，一位著名的银行家，就曾在张公馆住过。因为，程乃珊的曾祖父当过张公馆的管账先生。1993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程乃珊的长篇小说《金融家》，作品描写了一个民族金融家的人生之路。小说中的主人公祝景臣一贫如洗闯入上海滩，几度春秋，历经坎坷，终于成为显赫的银行界巨头。这很显然，小说就是以她祖父的一生拼搏为背景的。

　　文章还写道，“张公馆偌大一个家产，用祖父话讲，整座公馆就像是用黄金砌出来一样，虽然有个乘龙快婿、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到头也败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即使孙宝琦的孙女，后为张爱玲的继母，也潦倒得与张爱玲弟弟两人，仄缩在上海江苏路一幢洋房的汽车间里。”这里提到了现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她是张公馆、张家的后人。而张爱玲还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外孙女，其祖父张佩纶是晚清著名文士，同治进士，直隶丰润人，光绪初年政坛上锋头极健的“翰林四谏”之一。其祖母即为李鸿章之爱女李经寿。程乃珊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找到张公馆的旧址，在旧址前拍张照。可这些年一直忙忙碌碌，不得实现。

　　程乃珊曾告诉我，在她的人生道路上，有两位影响她最深的上海女人。一位是她的祖母，一位是她的母亲。祖母50岁时仍然保持着姣好的面容、匀称的身材以及优雅的风度，微笑着坐在藤椅上打毛衣——那张“奶奶打毛衣”的照片，令程乃珊念念不忘。她的母亲是上世纪40年代的名校大学生，有着很好的文学、音乐修养和外语造诣。7岁的程乃珊在妈妈的教授下学习钢琴指法，培养了她对音乐的爱好与理解。当时那个年代，学校流行学俄语，但精通英文的妈妈知道英语是多么的重要，她没有因为环境干扰而放弃让程乃珊学习英文。直到后来程乃珊考入了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又做了20多年的英语老师，才领略了妈妈的过人之处。

　　程乃珊一生创作颇丰。《欢乐女神的故事》获上海市优秀作品奖，中短篇小说集《蓝屋》获《钟山》文学奖、上海市文学奖及蜂花杯上海优秀小说奖，《蓝屋》、《穷街》、《女儿经》获上海青年敦煌文学奖，长篇小说《金融家》获首届《文汇》月刊双鹿文学奖，《华太太的客厅》获香港第三届《亚洲周刊》短篇小说创作赛亚军。如今，她创作的作品仍在，人却去了另一个地方，怎不叫人心痛！

　　乃珊，一路走好！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