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其实也并非通识教育的天堂。理由很简单：成本过于高昂。以通识教育的“哥伦比亚模式”以小班讨论的教学方式为例，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有参与的机会，讨论班只能限制在25人以下。结果是，原来一两百学生同时上一门大课，只要一个教授、一个阶梯教室就能解决的课程，现在却需要五倍以上的教师，无数会议室式的教室，再加上人手一册的若干经典原著而非一本通史教科书。对于任何没有小班讨论传统的大学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教学观念或方法的转变，而且是一笔巨大的投资。

　　显然，这种以知识传授为目的的所谓“通识教育”和我们所理解的以素质培养为目的的“通识教育”相距甚远。依笔者愚见，以原国家教委1995年在华中召开“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会议”为起点，国内大学所推动的“大学本科通识教育”似乎更接近后者，即重在培养完整的人、塑造未来社会的公民和领袖。基于此，在借鉴国外大学通识教育的时候，即使“哥伦比亚模式”与其他模式相比更难实施、亦更不容易见到成效，但这样的通识教育至少在三个方面更加符合我们推行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初衷。

　　其一，“哥伦比亚模式”的实施将有效地打破中国教育“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帮助学生养成一种主动参与学习过程的习惯。而在大学生涯的开始就进行这种新的学习方法的训练，不仅会对学生整个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会使他们终身受益。

　　其二，在学习内容方面，“哥伦比亚模式”不就事论事，不刻意追求时尚，而是让学生踏踏实实地从一种文化和思想形成的历史经典中去寻根溯源。青年学生从大学伊始形成这样的学风，将来走向社会以后遇事随波逐流的可能性大概会低一些。

　　其三，“哥伦比亚模式”对于很多大学现行的教学方法更是一种挑战。今天的大学教授本身大多从小在“填鸭式”教学方法下成长起来。让他们变一下思路、换一种教法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识教育之于中国大学应当不仅仅是一个学生学什么、怎样学的问题，而且是关于教师教什么、如何教的问题。

　　（本文作者程星，是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院助理院长，分管研究与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