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敏

　　编者按：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一直是时下一个很时髦的话题。美国的通识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有效思考的能力、沟通能力、适当判断的能力和对价值的认知能力。课程应该包括三个领域：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上周，耶鲁大学和我国内地38所大学的校领导相聚浙江大学，围绕通识教育等话题展开东西方教育观念的交流与碰撞，通识教育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为达到这样的目标，面临怎样的挑战，出路又在哪里？且听教育家们一一道来。

美国英雄是这样教出来的吗？

　　电影《社交网络》是以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为原型拍摄的。通过电影我们知道了马克的父母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一个牙医、一个心理医生，马克有3个妹妹。10岁时家里就给他买了电脑，父亲亲自教他编程，后来又请专业的编程员来教授他。进大学前，就掌握了法语、希伯来语、拉丁文和古希腊文，能够成段背诵古希腊史诗。他还是中学击剑队的队长。感情生活也稳定，26岁的他，和一个华裔女子，哈佛的校友拍拖6年多。可以说，他是典型的符合中国传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更难得的是他展现在媒体前的姿态，落落大方，温和有礼，成熟稳重又不乏朝气，笑容很阳光，没有一丝富家子弟或者暴发户的骄矜、浮躁和势利。如果说，比尔·盖茨看起来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科学怪人”的气质的话，他的气质，用中国古话说，一看他，就知道是“好人家的子女，书香门第的孩子。”他就是美国通识教育模式培养的成功者。许多人与其说赞赏的是马克的成就，不如说，更赞赏的是他的气质，天才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拥有这种气质的人，会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家庭和事业都会走得好，人生质量会更高，就像拉小提琴的爱因斯坦。

　　也许拉小提琴的爱因斯坦并不能完全说明通识教育的理念，但人文与理工知识以及气质的相融相通肯定是通识教育对于人格塑造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我们可以到网络上找到很多问题的答案。有过良好的通识教育的人，他们能够发现什么样的答案是有益的，什么样的答案是无稽之谈。在使用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要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和取舍。

《中国哲学简史》也是一种通识教育吗？

　　一位中国校长在研讨班上提到，最近韩国新当选总统在就任时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演讲。说对她影响最大的老师不是她的父亲也不是她的母亲，而是一个中国的哲学家。她说她读了一本《中国哲学简史》改变了她的一生，这个演讲完了以后，许多的学生疯狂地到图书馆去买这本中国简史，这说明中国大学生自己也是非常重视通识与全才教育的。

　　浙江大学宋永华校长对中国的通识教育有自己独到的思考与理解。他认为，中国的通识教育甚至可以说追溯到千年之前，唐朝就已经存在，包括到了宋代我们开始引入了古代的书院。但是那时候我们主要关注文科这方面的课程，所以像文学这些人文科学是被高度重视的。到了十九世纪，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尤其是一些官员开始认识到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相比之下中国已经开始落后了。所以在中国的二十世纪开始建立现代化的大学，这个持续了大约百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依然借鉴西方的做法。在那时候北大的校长开始说，我们需要融通文理两科界限；那时候浙大的校长竺可桢就说，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是仅仅造就多少专家、工程师、医生之类，尤其是在培养能担大任、转国运的领导人才。所以浙大目前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一些具有创新性的人才，从2008年开始浙大就建立了求是学院。学生入学不分具体专业，在一二年级他们接受的都是通识教育，三四年级的时候学生会进入专业的各个学院进行学习，如数学系、医学院等等。当然这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如何处理，这是一大挑战。因为从短期来看，专业教育可以让学生的就业前景广阔；但是长远来看，我们还是需要通识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第二，通识教育大家可能会觉得涉及的内容宽泛、笼统，该如何处理好通识教育的广度与深度问题。第三如何实现通识教育教材和师资的两个瓶颈的突破，到底谁来教，教什么，拿什么去教。所以还有如何让教师来设计好课程，如何给他们予以资助和支持，如何让教师科研与教学相协调。我们有教材，比如说像电子工程学，如果让这些教授去上一二年级的课，确实也是一种挑战，所以我们需要加以解决。

通识教育已经落伍了吗？

　　许多中国大学并不是不重视通识教育，而是面临着具体的困难。首先是学生毕业后的实用性问题。比如一个汽车专业的学生，他必须要懂汽车设计、发动机，而现在又要求汽车专业的人员要有新材料的知识，他还要懂得交通知识，这样就对专业基础的课程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学生在通识方面的培养空间就会受到挤占。更何况，一般来说大学是无权更改课程结构的。这样一来空间就更小了。当然，学校还面临着上级和学生以及家庭对就业方面的要求。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此前应南科大之邀，领衔组织设计人文教育课程。根据国内多家媒体的报道，丁学良“将把通识教育课程引进南科大”。但是丁学良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却反复强调，南科大即将实施的并非“通识教育”，而是“全面教育”，“这两者之间并非名称有差别，而是具有本质区别”。

　　国内大学正积极推行的“通识教育”，按照丁学良的看法，已经“落伍”了。“过去1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走的路越来越窄。我们要培养的也许不仅仅是人才，而应该是全面的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此番在南科大启动的“全面教育”，被丁学良视为一项重要的教学改革实验。

　　丁学良认为，“全面教育”和“通识教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教育，传达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育人观念。“全面教育”来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的General Education，是哈佛自2007年启动的一项新的教学改革。为此，学校花费数百万美元，邀请美国、欧洲的教授以及自己的学生，经过长时间讨论进行课程设计。此前，哈佛实施了30多年核心课程教育，即很多国内大学正在推开的所谓“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建立在各个知识大类基础上，每位学生入学后第一年，必须先选择一些核心课，这些课可能与专业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而现在实施的“全面教育”，是指所有课程都必须包含除了知识以外的更多内容，例如伦理、情感、态度、能力等等，使学生永远都处于探索和接近真知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