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之忧:
砍掉香椿 种起香樟
特约评论员 顾骏
我做城市社区研究已有18年,接触过不少“村改居”的案例,宁波市江东区福明家园只是其中一例。尽管知道“农民变市民”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要承认“农民变市民”作为一种文明进步,至今尚有不少未解的疑惑。
2010年上海世博会里有不少非洲国家的展馆,其中至少有五六个国家对这届世博会主题“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提出了自己的演绎,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内涵高度一致:“留住农村人口,就是对城市的最大贡献”。
是的,如果农村不能改善,城市建设得越美丽,涌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拥堵、脏乱、失业乃至犯罪必将接踵而至,“美好的城市,美好的生活”如何可能?只有让农村美好起来,让农民舍不得离开农村,城市才不至于人满为患,城市生活才能变得美好,逻辑如此简单,应该是大家都能明白的吧。
然而,至少正处在城市化狂飙之中的中国人,好多都不理解保留农村有什么必要,让农村变得美丽有什么必要。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上海世博会,将全世界都赞同的英文表述“Better city, better life”(直译就是“更美好的城市,更美好的生活”),曲意表述为即便在国内也饱受诟病的中文说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深层次原因:许多热衷于建造“国际化大都市”的人们压根儿就没想过,农村理当比城市更能让生活变得美好。
再把话题扯回来。发生在宁波市江东区福明家园的这一幕,并不是简单的“还潮”现象,更不是头脑中充满小农意识的“准市民”冥顽不灵,而是更具人性的农村生活方式,对被过度理性化、抽干了生命感觉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微弱“反抗”:一种保持着同自然亲近,劳动构成生活内容,生活既具有生产性又具有消费性,而不是单纯消费性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就是不合理的?
农村的城市化,在大部分时候不过是城市蚕食农村土地的结果。为了让被征用的土地更大限度发挥城市所追求的经济效益,就把农民赶进高楼大厦,所谓居住小区的“容积率”就是这个意思。已经对空间逼仄习以为常的城里人,半是善意、半是欺骗地告诉农民,这种晨练健身跳舞的生活方式,就是“城市文明”,进入城市的农民必须适应这样的生活方式,这个过程叫“农民的市民化”。
可是,农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有田种草,却不种庄稼?为什么明知道市场上卖的鸡鸭用激素喂大,却不自己养几只放心的?为什么成天游手好闲,收入不高,却不就地取材,改善伙食,同时充实生活?难道如此不可理喻就是“文明”?
吴雪华在“农民市民化”运动中获得了全新的体会,对自己原来丝毫不加怀疑的使命,产生了些许动摇:“可能就是一种‘还潮’现象。尽管谁都不愿再回去当农民,却不自觉地用各种方式,来祭奠心底的农民情结”。她的反思很有道理,处于强势的城市文化压迫下,农民不得不接受“市民化”,但内心深处始终没有接受那种同逼仄空间相伴随的城市生活方式,他们留恋着有天有地,有累有乐,有付出有收益的生活。改造他们之难,不是难在他们顽固,而在农村生活方式相比城市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天然合乎人性。
君不见许多城里人在搬进独栋别墅,享受到有天有地的生活之后,也在自家的小院里种上了蔬菜瓜果?如果问一下国人,到底愿意住有天有地的农家小院,还是不接地气的公寓高楼?愿意有一块自己可以耕耘的土地,还是只能被动欣赏城市居住小区中千篇一律的“园林”?愿意同大自然交流还是耽于不知对方是人是狗的虚拟空间?
当然,如此选择会被人批评为纯粹的空想,因为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不可能再让所有的人都享受到如此的自由自主,在城里过农村的生活方式,是地地道道的“奢望”。
毫无疑问,这样的反驳是有道理的,但其道理只能证明,今天我们之所以不接受农村生活方式,不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本身落后,而是相反,只是因为城里人没有条件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者因为没有能力管理好小区空间内公权力与私权利各自边界和相互关系问题。更坏的是,因为没有条件享受,我们只能自欺欺人地说农村生活方式不好,必须通过“农民市民化”来将它连根铲除。是的,农民身上可以看到某些生活陋习,但没必要因为存在陋习就否定农村生活方式本身,就像城市居民也有陋习,但从来没有人打算否定城市生活方式,还一个劲地要求农民效仿城里人。
记得法国哲人卢梭的成名之作是《科学发展是否有利于敦风化俗》,这是因法兰西学院征文而作,回答的是如何破解科学发展之后带来的社会道德风尚瓦解的难题。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农民的市民化”不过其中之一。
据说在福明家园里,随处可见10年前,农民洗脚上岸搬进社区时带来的香椿树。这些香椿树,被居民悄悄地插种在草坪绿地上,如今已两人多高。夏天时,居民随意摘些嫩叶,和着鸡蛋炒炒,就是一盘充满乡土味道,绿色、生态的佳肴。社区里,同时种着许多香樟树。而香樟树,是浙江城市最喜欢种植的树种。很庆幸,我们看到了这两种树在福明家园的和谐共荣。
农民市民化,是否必须砍掉香椿、种起香樟?现在需要的是,真诚地对待农村生活方式,如果它是健康的、人性的,那就不要一概而论地铲除之,而要因地制宜,在可能保留农村生活方式的地方,“得放手时且放手”,让农民作出自己的选择。城里人要有雅量,尽管羡慕,不要嫉妒,更不该“必欲除之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