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博鳌4月8日电

　　记者 俞剑弘

　　未来20年，中国还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吗？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些在中国乃至世界引起广泛讨论和持久兴趣的问题，4月8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激辩这些问题的是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原世行高级副行长、经济学家林毅夫，美国前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

　　经济增长：

　　高速增长需要改革相辅

　　“林毅夫先生，您多次说过，中国有潜力在未来20年保持每年8%的增速。您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央视主持人杨锐抛出的首个问题就极其“火爆”，一下子引燃了会场气氛。对于这个此前就引起热议的话题，林毅夫显然早有思想准备，“我认为中国的确有这样的潜力，但需要作很多努力。”

　　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樊纲与林毅夫的观点是相似的，“可能保持8%，也可能是7%，但我们需要很多改革，而且不光是改革，还要防止危机的出现。”

　　对于有没有足够资源保证这样的增长？樊纲的观点是，资源永远在那里，关键在于你怎么使用，这就需要改革。“改革红利来自哪里？来自效率的改进，包括资源和能源使用的效率、如何防止进一步污染等等”。

　　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二三十年，对于中国真那么重要吗？对于外国嘉宾的这个疑问，樊纲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需要另一个20年、30年，因为我们还有35%的人口从事农业，需要把他们安置在其他部门，需要增加很多就业机会”。

　　中等收入陷阱：

　　防止福利盲目赶超心态

　　中国早已跨过人均GDP 3000美元这条门槛，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对此，樊纲的观点十分明确，重点要防止福利上的盲目赶超心态：人均GDP3000美元的国家，想实现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0美元时的福利待遇。

　　“工业化国家遇到了危机，什么样的危机？公共债务的危机。他们在公共福利上花了太多的钱。如果把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生活相比，中国老百姓当然有理由不高兴，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50年才能达到5万美元的人均水平。”

　　新型城镇化：

　　让农民工在城市居留

　　城镇化是经济学家们另一个热议的话题。对于中国将要推进的新型城镇化， 樊纲指出，未来的城镇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要使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居留下来，而不是在城市工作几年之后又回农村。“现在中国的政策已经更多地关注到人的城市化，包括各种社会政策，不仅是户口，还有商业发展，这会使得中国的社会更加稳定，同时也使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有一个良好基础”。

　　林毅夫则把城镇化与改善增长质量联系起来，“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想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我们就需要改变城乡之间的差距”。

　　他举了一组数据：中国有50%以上的人在城市居住，却只有35%的人拥有城市户口。“就是说，大约占总人口17%左右，也就是2亿人，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工作，却享受不到城市的福利。中国的增长要做到使所有人受益，这也可以帮助中国实现促进消费和其他的目标”。

　　巴舍夫斯基对此表示认同，“城镇化经常和增长联系在一起，在一个城镇化的社会中，人们会有更多的钱，当然也能够花更多的钱，享受更多的服务。”

　　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人龙安志则关注到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首先城市的建设必须实现智能化，要充满智慧地建设城市；同时要实现全面废物处理，尤其水资源管理等，中国所面临的水危机已经十分严重了”。

　　国企改革：

　　创造和鼓励竞争对手

　　话题转到国企改革，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外国学者比中国学者反而更宽容些，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丁·杰克斯就是其中一个。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国企改革”，马丁·杰克斯表示，“西方有些人认为，公有企业可能就像官僚机构一样没有创新精神，但中国的情况和欧洲国家的公有企业不一样，中国的国企将会继续在中国发挥重要的作用”。

　　林毅夫重点提到了国企的补贴问题，“在中国经济转型刚开始时，国企遇到很多问题，因此得到政府的很多补贴，现在中国已经到达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国企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中也更有竞争力，没有理由再给它们补贴”。

　　“要改革国企，应该去创造、鼓励国企的竞争对手”，樊纲比较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包括投资公司、基金和银行，要能够帮助私企、小企业发展。”

　　樊纲进一步指出，“要国企放弃自己的垄断，改革就是改自己，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中国领导人需要有一个远景目标，促进创新、竞争和新的思想的涌现。”

　　改革顶层设计、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关系、福利保障与促进消费的关系……话题一个接着一个，会场也被陆续赶来的记者越挤越满。记者暗自庆幸，起早赶来占位的选择没有错。

　　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了。经济学家们热议的这些话题，在今天不会有最终的标准答案，但是充满了可能性，它们向着未来开放，这其实就是博鳌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国未来对于世界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