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到两种观点，都跟“三公”消费有关，感觉比较“新颖”。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央对“勤俭节约的要求太苛刻了”，导致一些公款消费转入地下；第二种观点是担忧严控“三公”消费不利于促进内需。

　　这两个观点，暂且不予评论，再看另外一件事——

　　前两天，看到一篇新华社的调查报道。这篇报道列举了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的预算编制、管理和公开过程中的一些漏洞。比如“三公”经费公开一般都很笼统，让人看不出问题或干脆掩盖住问题；政府预算中的“其他支出”往往深不可测，有的竟占到总支出的四成，成了一笔庞大开支；项目支出满天飞，什么“课题调研费”、“文件起草费”、“培训费”等等本应列入日常行政经费的都列为项目支出……

　　把这两件事放到一起，我想说的是，去年底以来，中央大力倡导转变作风，力推“八项规定”和“六条禁令”，民心为之一振，作风大有改观，可以说成效有目共睹，但要确保这种势头保持下去，不反弹，恐怕还需要克服许多现实障碍，需要弥补许多制度不足。

　　就上述两件事情而言，起码就为我们展示了严控“三公”经费遇到的三种现实困难。一种是一些官员的观念抵牾，一种是经济攸关方的利益考量。第三种最重要，就是制度设计和运行的漏洞——如何把一张严控“三公”经费的“网络”收紧，把一个约束权力的“牛栏”变成更加细致、结实的“笼子”，把一些停留在墙上、桌上、纸上的制度现实化，这是一个艰难过程。

　　比如说，观念的抵牾。一些官员享受着公权力带来的滋润，成了习惯。你说改作风、塑形象，两天三天一个月，他也许能配合一下。但你要是告诉他从此那些权力的附属品一概取消了，他恐怕就不大高兴了。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讲，官员吃什么喝什么本就应跟百姓一样，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政治伦理，但他认为苛刻。可见，一些人身上的官本位思想有多重。这也警示我们，仍需大力消除官本位思想。

　　再比如说，经济利益的抵触。有许多产业寄生在畸形的公款消费之上，比如一些高档酒店、高档茶叶、高档礼品。而对会务考察的限制、对公车的限制，甚至会对旅游和汽车行业带来一些影响，但这是规范“三公”消费带来的必然效应。全社会包括这些行业和经营者不能有意忽视的一个简单道理是：义大于利，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不健康、不合法的消费之上。严控“三公”经费不能受这种“烟雾弹”的干扰。

　　而最根本的还在于制度本身的完善。这个制度，不是文本意义上的制度，每天挂在墙上，摆在桌上，日诵三遍，而应该包括惩处、监督和执行的刚性力量，使它在规制人的行为时实实在在起作用。就“三公”经费相关制度而言，使用更公开、预算更细化、审议更严格更专业、对违规者惩处力度更大，或是值得深耕的几大领地。要知道，这些年我们对一些官员的大吃大喝行为，不是约束得太苛刻了，而是过于放纵了，对相关法律制度的执行，也不是太严格了，而是过于宽松了。

　　就当下而言，我们更稀缺、更需要的正是制度本身。道德意义上的说教、信仰导向的说服、人心本身的维护，这些固然都很重要。有坚定信仰的人，确实充满牺牲、风险精神和道德光芒。但规范俗世中个体的行为（掌握公权力的官员也是这些个体当中的一员），不可能仅靠内心的道德法则，还必须有外在的法律约束。对此，中央有坚定决心，民众有强烈呼声，相信我们能构筑起一个坚定有力的制度“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