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子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一时间，节约之风劲吹华夏，地方“两会”吃简餐成了一致选择。禁止互相宴请拜年，成了高压线。甚至有人“两会”上吃起“窝窝头”。浙江“两会”上，有代表掷地有声提出：“三公经费”不能止于“零增长”，更要“负增长”。

　　乍一看，全社会俨然对公款挥霍行为竖起“尖刀”。不过，在讨伐公款铺张浪费之前，有必要厘清一个问题：公款挥霍，究竟根在何处？这股歪风刮了那么久，群众意见很大，为什么它至今难根绝？为什么经年累月上百个“红头文件”，就是管不住一张公款吃喝的嘴？不厘清它的根子所在，所有的动作都可能陷入虚张声势，最终以无效收场。

　　公开不够。“三公经费”的使用多关涉领导干部，涉及权力运行，具有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性。不公开，老百姓怎知一些领导干部鲍鱼茅台是家常？不公开，多少楼台亭榭、名胜景区、五星酒店成了开会考察所在？目前，中央各部门“三公经费”虽从2011年开始公开，但仍嫌不够细化。大多省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三公经费”更是一笔糊涂账。一些单位的“三公经费”并不完全以本来面目示人，其中相当部分以各种项目经费形式出现。这就需要更广范围行政经费的公开和细化。在不公开状态下，虽然公款使用的各项制度看上去煞有介事，但究竟有没有执行，就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监督不够。由于公务接待的主体多是领导干部，很容易形成“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局面。虽然有审计的事后追查，但审计也存在按图索骥、对单查账的不足。一些单位吃天价餐、开会住豪华套间，但在账目上略做手脚就可以瞒天过海。另一条渠道是人大监督。人大监督越来越严，但偏向于宏观的预算制定。人大监督同样面临一个尴尬：很多人大代表本身就是政府官员。让官员对自己制定的财政预算挑刺，效果究竟几何？多年来财政预算中“三公经费”比例居高难下，从而给公款挥霍留下空间，这本就折射了这种监督的尴尬。剩下的就是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了，而这两条也是最有渗透力、让公款挥霍无处遁逃的方式。多少次“天价宴”、超标车都是由网友、百姓的举报而得到曝光。然而，目前这两条渠道显然还有待拓宽。

　　问责不够。毛泽东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犯罪”，但法律对公款吃喝浪费并没有实质性约束。一个习惯性观念是，行贿受贿要不得，吃吃喝喝没问题。人情社会的传统，本就为那些挥霍公款的官员逃避责任提供了土壤。“三公经费”伺候的多是领导干部，更容易让问责“难以下手”。在此情形下，问责理应更加严厉和规范，然而现实中问责的规定并不清晰。依据《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违反“三公经费”使用规定者，将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被处以“责令改正”、“警告处分”、“记过或者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然而，究竟怎样算“情节轻”、“情节重”，并无细化规定。这无疑给具体问责，留下极大的弹性空间。

　　狠刹浪费之风，严控三公经费，实际上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敢不敢把政府花的钱详细对民众公布，让纳税人一笔一笔查账；敢不敢放手让群众和媒体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敢不敢动真格惩处那些大手大脚的官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中能看出我们究竟只是喊喊口号、博民众欢心，还是真的想革除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