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吴黎明

　　小时候看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对伦敦的“雾都”之名留下了深刻印象。长大后发现，伦敦已经摘掉“雾都”这顶帽子。等到新世纪初第一次到访伦敦，当我徜徉在无数名著中屡屡提及的一个个著名景点之时，发现那里早就没有《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描绘的阴霾之气。

　　一句话，“雾都”伦敦，其实早已名不符实。

　　1956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案》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此基础上，英国各地还出台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再加上民间环保组织的推动、大众环保意识提高和环保技术的推广应用等，一场轰轰烈烈的环保运动随之展开。到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经从每年几十天减少到15天，1980年降到5天。

　　与英国类似，欧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走过了一条先发展、被污染、再治理的道路。在德国，穿过著名鲁尔重工业区的莱茵河曾泛着恶臭，两岸森林遭受酸雨之害，而今天的莱茵河河水清澈，莱茵河谷风景如画，成为德国西部最著名的景点。近二三十年来，环保主义是欧洲政坛一支重要力量，德国的绿党曾上台联合执政。

　　除了大力采取环保技术以外，产业布局也是“雾都”不雾的重要原因，一些发达国家注意平衡的经济布局有利于环保。拿“制造大国”德国来说，其产业分布比较均衡。

　　毫无疑问，产业平衡分布不仅方便就业，避免就业人群集中于某几个超大城市，而且有利于环保。德国排名前100名的大企业，只有3个将总部放在首都柏林。因此，柏林想成为“雾都”都难。

　　从另一方面看，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让产业分工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重新布局，污染重的制造业和化工产业大部分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独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而发展中国家则承受了环境恶化之苦。面对如此局面，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让“雾都”也跟着转移，需要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