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 张丽丽

　　2012年春天回家上坟，惊讶地发现，30多年前，随手在自留地上栽下的那株香椿树居然还活着，并已高耸入云了。于是，不自觉想起了过去。

　　在那“搞集体”时代的农村，我的家庭出身是比较特殊的，被称为“经济户”。父亲复员后分配在一个地级市的交通单位，拿着薪水。母亲从外乡嫁到父亲的小山村后，从什么“手里生活”都不会做的女孩，磨练成了一位“犁耕耙銃”都拿得起的农村壮劳力。只是口音难改，母亲一直被人称为“陌声佬”。

　　家中姐妹四人，没有兄弟，没有男劳力。按规定，每年必须向生产队缴纳一定的“缺粮款”，才能分到口粮。那些家里有“枪兵”一样的男丁家庭，明显看不起我们。尽管我们平常的吃穿，甚至都比他们好，但他们依旧有很强的优越感。除了不懂事的孩子眼热我们手中的糖果，这些男丁家庭的家长，对我们这类家庭是很“不屑”的。

　　尽管爷爷奶奶很疼我们，我依旧能从他们对待其他堂兄弟的态度中，比较出我们姐妹与他们的不同。但我们的童年并没因此过得凄凄惨惨，反而清闲了几许，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也不必介入那些为权益而纷争的村内大事，不必因为担心失去某些权利而去“奋争”。

　　当然，这一切还在舅公。因为舅公是村支部书记，我们这个没地位的家庭，一样分到了粮食，批到了地基。那个年代，支部书记的权力是很大的。但我也知道，舅公的权威是因为他对村里的贡献和大公无私。上世纪70年代，舅公带领村民，花3年时间修筑了一个水库，解决了村里的饮用水、灌溉问题，一举改变了以前干旱时的“寺坪顶、寺坪顶，四面八方都是岭，铜瓢木勺刮水井”的旧景象。1972年，舅公又与当时在市交警队的父亲商量，规划建造了4米宽的机耕路，可供拖拉机进出；1997年，舅公积劳成疾去世后，他的后任又建起了6米宽的简易公路。

　　舅公是当年农村为数很少的能认真研读《红旗》杂志，能把古典名著《水浒》等进行“说书”的村干部。但他没能使自家富裕起来。他家6个孩子，四儿两女，日子过得非常清苦。据母亲说，舅婆还向她借过钱，仅为买些油盐酱醋。表叔结婚时，房子内外墙都“粉”不下来，为此表婶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舅公他们太无能，除了分家的债务，什么都没留给后代。

　　后来，表叔办起了花边缝纫厂，生意做得红红火火。2002年，被任命为村支部书记；2003年又成立了全县第一个高山蔬菜基地合作社；2005年，表叔又垫付30多万元，修筑村里的8米通村公路。表叔也继承了舅公的一些优良传统，乐于为村民做好事、做大事。他的威信也继续得以在村人中树立和延续。

　　上世纪80年代，我家搬到了县城。后来，姐妹经过考学，先后分配到了县城的单位，家里的老房子因此日益吃香。村里认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因了爷爷奶奶的坟墓，风水好，是“龙嘴”，呼口龙气就“泽被”了后代。很多人因此想买我们家的“风水宝地”。父母把老房子卖给了隔壁邻居，结果这家人也考学的考学、做生意的做生意，红红火火。人们就更确信风水之说了。于是，我家的老屋又一次易主。主人为保留一些“气”，一直延续着我家房子原先的内部结构。2009年，一场大火烧毁了这排房子，但我家的房子因为是“头榀间”，虽过火但就是没倒下，人们越发传奇风水的庇护作用了。

　　这些年，每次以村里女儿的身份回乡，都得到了“客人”级别的待遇。因为我们对他们来说，永远是“客人”，是过客。而农村人是十分好客的，每一次都好饭好菜的招待，临走时还赠送丰盛的土特产。但我知道自己永远是那里的主人，不仅因为女儿的身份。

　　自从父母的生长经历不是原生、土长的，经过搬迁、移植，自己从小的感受，就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模式与村里人就不一样；而考学出来，一脚跨出那片土地，就决定了自己更多的是在旁观和分析，能理解他们行为模式的前因后果，但不会雷同于他们。当然，我们不可能再去拥有什么，经营什么。

　　就让“风水”，永远像团迷雾一样笼罩着村人，一直“泽被”下去吧。就像三十年前栽下的那株香椿树，自在地长在荒芜的田野上，无拘无束，成为仓央嘉措的《见与不见》。让故乡隔着距离入梦来，让故乡变成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