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杭州1月8日讯

　　记者 王婷

　　“个体户”、“三无人员”、“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成果拥有者”……这些身份重叠在“潘旭华”这个名字上，引发出人们对人才评判、传统教育、科研创新环境等问题的发问和思考。

　　本报1月8日刊登的《三问“潘旭华现象”》一稿，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短短一天时间里，读者纷纷致电致函发表观点，他们不仅在探讨这位草根科学家诞生的意义，还在努力求解“钱学森之问”。

　　人才标尺

　　浙江师范大学的王尚文教授在读了有关潘旭华的报道后，钦佩的同时也为他捏一把汗：“如果他没遇到伯乐和古道热肠的好心人，这颗种子能发芽吗？”

　　王尚文认为，衡量人才的标尺应该多元化，“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不但要寄希望于伯乐，更要寄希望于伯乐能够发挥作用的机制，没有这种机制，就是有伯乐也不一定能找到千里马。“潘旭华能参与863项目，科技部打破常规是一个决定因素，但如果每个人才都要科技部过问才有成功机会，他们一定忙不过来。”王尚文说，必须从根本上改善人才培养的大环境，全社会都要以尊重人才、珍惜人才为己任，如果我们的社会人人争当伯乐，对于可能成为人才的种子来说，这种社会风尚就是阳光、空气和水。

　　潘旭华的伯乐、浙师大原人事处处长周瑞法看到报道后专门致电本报：“我希望潘旭华不只是一个现象。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而言，需要的是更多现实版的故事，可以复制的人才培养方式，因为科技创新维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叩问教育

　　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校教育训练，潘旭华的创造天赋反而没有了“系统的知识”桎梏，这让很多读者想到了教育体制。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展画看了报道后说，科学创新上的落后，应试的学校教育模式难辞其咎。

　　方展画说，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曾做过一项研究，分别对四五岁的幼儿和大学生进行测试：在黑板上画个圆，问这是什么？结果幼儿的回答多达140多种，而大学生的回答则高度趋同，即这是一个圆圈……

　　“学校教育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异化，育人功能不断弱化，学校成了知识加工场，课堂成了知识传输带，学生成了知识存储器。”方展画认为，诞生于工业化时期的“班级授课制”是当下学校的最基本制度，它以统一的教学内容、方法和进度为取向，浸润着“批量生产”的意志，催生了“千校一面、万人一书、万教一法”的局面，结果便是“高分低能”的批量产出。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浙大教授谢金是参加潘旭华863项目成果鉴定会的专家之一，他说：“在整个研发过程中，从发现问题、理论分析问题到实际解决问题，都充分体现了潘旭华卓越的研发能力。能带领一个团队圆满完成这么一个大型项目，也展现了他优秀的领导能力。”

　　浙师大工学院教授施璐也来电透露，潘旭华曾义务给学生开设创新课程，让学生自己寻找资料、提出解决的方案，“他注重培养学生开放性思维和逆向思维，鼓励学生发明创造。” 很多人才就是这样在产学研中成长起来的。

　　勇于冒险

　　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说过：创造性人才=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人格，而创造性人格是创造力迸发的“引擎”。

　　浙江传媒学院的刘宣文教授看了报道后，认定潘旭华是有创造性人格的人，“他是一个把想法化为行动的战士。”他始终能够百折不挠，甚至将自尊、金钱、健康置于危险境地，从而拥有获得成功的动力。

　　毅力不足、担心犯错、科研功利化……这些都是制约创新的短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致电本报：“现在很多研究生不是不想创新，而是不敢，因为必须完成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硬指标。如果去做创新研究，起码要三五年的时间投入，恐怕到时都毕不了业，所以他们不得不把大量时间花在东拼西凑写论文上。”

　　坚持、勇担风险、永远保有好奇心，这些都构成了潘旭华创造力的个性基石，所以，从他身上能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看了本报报道后，熟悉潘旭华的浙江亚微精密机床有限公司厂长詹为群给本报编辑部发来电子邮件说：“这么多年，他对精密机床的研发一直是只有投入没有任何产出，如果不是超常的毅力、精益求精的态度和高度负责任的精神，根本难以想象。” 詹为群还透露，潘旭华研发的机床已经过5年的生产应用，不仅无须任何修理，而且精度也没有任何偏差。这么长时间的“临床试验”后，投产赢利是最正常不过的，但他依然静心验证、潜心科研。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巨龙与潘旭华曾有过一面之缘，“潘旭华投入了大量的个人资金用于科技研发，难能可贵，他不重名利、不浮躁、专心科研的精神值得很多科研人员学习。”读了本报报道后，袁巨龙表示，一定要尽己之力帮助潘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