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 刘卫东

　　2012年是名符其实的领导人更替年，有超过19个国家和地区重新选举领导人或更换领导层，这当中不仅包括了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的4个，一些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如日本和韩国等也赶来凑热闹，使得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变得异彩纷呈。

　　首先上场的是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他在5月初击败了寻求连任的萨科齐而成为法国的新舵手；与此同时，硬汉普京也重返阔别4年的克里姆林宫，再度成为俄罗斯元首；11月6日，奥巴马战胜挑战者罗姆尼，成功连任美国总统；这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也选出了新一届领导集体；12月16日，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如愿从民主党手中重新夺回政权；而3天后，朴槿惠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这些人事变动虽然纯属当事国的国内事务，但由于一方面今年涉及政权调整的国家数量之多及其重要性之大都史无前例，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扩展导致一个国家内部的变化影响一个地区甚至全球的“蝴蝶效应”也愈发明显，所以领导人更替之后国际格局的演变自然会成为世人的关注热点。

　　截至目前，上述重要选举的结果已基本尘埃落定，也让我们有机会透过选战未散的硝烟，看到政权更迭在外交领域引发的些许不同。首先，除了美国以外，上述国家当选的都是新领导人，尽管其中多数都属于在政府中任职多年的资深政治家，有些甚至还是前总统，但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思考问题的角度都会与原来有所差异。即使对于奥巴马来说，现在的处境也与他在首个任期内有很大不同，毕竟他已经没有连任的压力，在外交领域更容易放开手脚。所以我们有理由预计这些国家的外交风格甚至外交重点都会做出一定的调整。其次，几乎所有新当选的领导人，都面临着国内各色复杂困难的局面，他们一方面需要拿出一些新的举措来应对这些难题，另一方面也需要兑现竞选承诺以维持选民的支持，因此，各国都会更加注重在紊乱的国际形势中强化自身安全，维持本国地位，跃跃欲试抢占“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新秩序的制高点，并由此导致在经济、军事、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加剧。

　　但如果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进行观察，我们又会看到这种变化其实是有限的。首先，国际格局主要是由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的走势决定的。从前者来讲，和平与发展历来是世界永恒的主题，世界趋势也与重要国家领导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一些国家的候选人在换届年为了选举的成功，往往可能铤而走险或者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承诺。但在今年，胜选者多数都是稳健派，并不追求大幅改变自己国家原有的核心政策，其在选举前后的言行也相对平静谨慎，并未出现因为领导层调整就导致其外交政策发生质变，进而对全球格局造成明显冲击的事情发生。毕竟选举本身并未改变国家实力的定位和力量对比，也没有改变每个国家面临的内外环境。更为重要的是，选举后上台的领导人基本都具有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其外交班子也比较成熟，这从客观和主观角度共同促成了新领导人对世界看法的相对理性，虽然政策微调难以避免，但在外交领域政策的连续性会大于变动性。

　　其次从大国关系来看，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这几个国际支柱性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没有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明显变化。奥巴马的成功连任使得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基本上得以延续其以往的政策，应对“财政悬崖”和金融危机的内在需求迫使美国必须保持与中国关系的稳定，其重返亚太的战略虽然不会半途而废，但同样也不会因此而明显加剧与中国的冲突；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虽然可能比梅德韦杰夫时期稍显紧张，但强势的普京与奥巴马之间仍存在对稳定俄美关系的共同期待；而中国与俄罗斯领导层的调整也同样不存在对双边关系带来明显冲击的动因。法国虽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其国际影响原本就不如上述三国，领导层变化的效应主要表现在欧盟内部的关系调整方面。至于日本与韩国大选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东亚安全方面，对世界格局的整体影响不大。虽然安倍的当选可能使得日本在中美之间走得更加不平衡，并进而加剧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但一方面中日关系已经降至冰点，安倍上台之后除了致力于改善之外别无选择，另一方面亲近美国而远离中国并不意味着要与中国发生更严重的冲突，这同样也有悖于其利益，所以东亚格局即使有所改变也属于局部性、渐进性的。

　　总的来说，换届年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国家间的合作与分歧都会比原来更为深化，但由于当前各国都面临着经济复苏的压力，这将作为近来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议题而受到普遍关注，所以合作应对危机仍然会是主流。虽然并不排除新领导上台后局部争端加剧或者一些双边关系出现调整的局面，但总体的国际格局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只要大国关系维持相对稳定，只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中的主要议题尚处于可控状态，只要没有出现像恐怖主义一样对国际社会带来严重冲击的突发性新威胁，我们就可以期待国际格局的基本稳定。毕竟在这个权力逐渐扁平化的世界里，政治家个人能够发挥的作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显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