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丹丹 徐晓恩

　　武义报道组 朱跃军

　　徐谓礼，这个在南宋品阶并不高的官员大概绝不会想到，自己日常的工作笔记，在800多年后重见天日，成为人们探究南宋政治制度、组织脉络的重要文献。（参见本报9月14日13版《武义发现国宝级文物》）。

　　在徐谓礼文书研讨会上，记者有幸近距离地观赏到了这份珍贵的国家级文物：它被放置在恒温、恒湿、防霉变的密闭储存柜里，虽然纸张因年代久远的缘故有些发黑，但仍然字迹清晰、纸质上乘。

　　徐谓礼文书，其实就是南宋官员的官阶任命状、差遣委任状、工作考核表，在当时分别叫做“告身”、“敕黄”和“印纸”。不过，我们现在见到的文书都是“录白”，也就是当年原件的抄本。它非常细致地记录了当时徐谓礼从九品升到六品的三十年仕途历程，成为宋史研究最直接的一手材料。

　　尽管在场的专家们来自海内外，见多识广，却依然对徐谓礼文书啧啧称奇。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为大家探究徐谓礼文书的魅力所在。

　　八百年来完好无损

　　徐谓礼文书埋于潮湿的江南地下800年，居然不烂不坏。这也让很多专家觉得不可思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解释，主要是因为文书一直都保存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如果是传世物品，必然不会保存那么完好。”

　　“我们在今年4月发掘清理徐谓礼夫妇墓，需要好几个人合力，借用木棍和撬棒才能将墓室上方的石板撬开。墓壁更是坚硬，需要用电钻才能钻开。”郑嘉励介绍，“徐谓礼妻子林氏的墓穴很早就被人盗过，就是因为两个墓穴中间太过坚硬，盗墓者无法穿过林氏墓穴到徐谓礼墓穴，徐谓礼的文书才能够被完好地保存在当代。”

　　墓穴除了坚固，还运用了高超的防腐技术。徐谓礼夫妇墓是用三合土填筑，石板密封。郑嘉励解释，三合土主要材料是熟石灰、黏土和沙子，作用与现在的混凝土相似，三合土填实后还进行了勾缝浇注，完全成了一个密封盒子，严丝合缝，防水防气防压。

　　文书本身也受到层层保护：文书被卷起来后先是包着宣纸，然后是一层封蜡，又贴身放置在徐谓礼墓穴里。“这一系列的保护，都让徐谓礼文书保存到800年后。”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书的纸张质量非常好。徐谓礼文书被盗6年时间，被无数次打开给有意向的买主观赏，但至今品相依然完好。郑嘉励开玩笑地说，“对于当代造纸业来说，徐谓礼文书也有非常大的研究意义。”

　　文书透露有趣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包伟民介绍说，徐谓礼文书完整记录了徐谓礼入仕后12次、历时30多年的仕宦、转官经历，因为记录得非常详细，从中可以获得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最受人关注的，莫过于徐谓礼与当时的权臣贾似道的关系。南宋文学家周密曾记载说，徐谓礼曾给贾似道看面相，说他将来可以做个“小郡太守”，虽然贾似道母亲很高兴，但贾似道却觉得徐谓礼小看了他。后来贾似道做了宰相，当徐谓礼曾去求官时，让他“出知信州”（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省上饶市市长）。但根据文书的记载，徐谓礼去信州当官时是淳祐八年，当时贾似道还在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任上。显然，那段“求官”历史是虚构的。不过，在贾似道初次“授官”时，给他写保状的正是徐谓礼。由此可见，徐家和贾家确实有姻亲关系。

　　其次，徐谓礼虽然没走科举之路、靠他有名的父亲才做了官，但做官还是比较负责、谨慎的，因此，他从承务郎（从九品）开始，30年间共升迁12次，官至朝散大夫（从六品），一生共3次因政绩出众而被破格提拔。

　　有趣的是，根据《宋史·牟子才传》记载，徐谓礼在刚当上“上饶市市长”时，因为清理“土地证”和“纳税证明”时简单粗暴，造成当地饥民聚众闹事，被宋代著名学者牟子才向皇帝告了一状。皇帝因此降了徐谓礼的官级。但徐谓礼文书中，事实却恰恰相反，徐谓礼在做“上饶市市长”时，不仅没有降过级，还因为“职事修举”，推赏转官，升了一级。

　　包伟民说，作为第一手资料，徐谓礼文书的很多内容可以有效地旁证史书的真伪。因此，他和郑嘉励合作编著的《南宋徐谓礼文书》一书，现已出版。“这本书肯定会成为宋史研究领域被引用率很高的一本书。”

　　推动学界细化研究

　　徐谓礼文书到底有多大的价值？这恐怕是在场的专家们被问及最多的问题。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称，徐谓礼文书“填补空白、意义重大”。

　　河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苗书梅专业从事宋代官员选任制度的研究，20年前就曾出版过《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一书。她解释，徐谓礼文书面世之前，“印纸”只是一个概念。“以前只能参考传世的《吏部条法》残卷，但那上面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徐谓礼文书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官员的当官历程，现存历史文献中没有这样的东西。”因此，她肯定地说，徐谓礼文书可以推动学界对宋代职官制度在任用、升降、俸禄等每个环节细化过程的研究。

　　南宋时期，当时的浙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一直以来，浙江并没有发现太多重量级的南宋文物。包伟民说，徐谓礼文书的出土，不仅是宋史研究领域的大事，也是我国文献史上的大事，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为迄今为止浙江发现的最重要的宋代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