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醉

　　陈善木、陈万珍、陈万甫……

　　这是我拿到的一份“西岙村文物古迹保护小组”的名单，细究人物背景，竟没有一个科班出生的，实在有些“寒碜”。

　　可若要论成绩，却又相当拎得起：找回了丢失的文物；保存了古迹的原始风貌；复活了失传75年的民俗等等。

　　一位文保专家推开小村落门户时，忍不住感慨道：“我们心心念念的文物保护最佳模式竟能在这个偏远的小村自然形成。”于他，除了震撼，更多的是思考：民众文物保护意识渐强，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力量？

　　看，那股力量在西岙村的那个老祠堂里“发力”了。

　　在祠堂里，战争、变迁、人祸留下的诸多损伤随处可见，唯独一根雕花柱子保存完好。细究之下才知，战火蔓延时，一位村民的祖先挖了个山洞保全了柱子，然后祖祖辈辈传承至今。

　　这个“挺身而出”让我感动。想当年，如果住在莫高窟大门外的王圆录也有这种自醒，也许就不会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然后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中国从此痛失国宝。

　　天大地大的中华民族，遍地散落着古代文明的遗痕，尤其是那些交通闭塞的原始村落，这并不是几个专职文保人员足以“护在身下”的。可以大胆假设，如果每个民众都能保住一件文物，那么，今天中国各地的博物馆恐怕都要扩建好几倍了。

　　在西岙村、在上关村，那些“冲锋”在前的村民文化程度并不高，我们不禁发问，他们的文保“领悟”又是从哪里来的？

　　“若此时不尽力，我们‘上无颜面对先祖，下无法对后人交代，成为永远的罪人’。” 西岙村的村民秉持着最最朴素的信念。正是这种世代传承的朴素的生活哲学，从未割断过的他们的文化传承，从而与文物“血脉相连”，保护成为一种“对话先民”的唯一通道，发乎自然。

　　所以，在我看来，村民与文物的纠结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强加，我们需要的只是适当的“激发”，给他们机会认知身边本习以为常的东西是那么的“稀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