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郑开舜再也没回过白石村，直至我们的到来。

　　农历“鬼节”前，80岁的母亲坚持要回乡祭祀，郑开舜没阻拦，但也没跟随前去。中秋节刚过，母亲又回到了黄岩县城。“年纪大了，少跑跑。”郑开舜劝她。

　　对白石村，郑开舜似乎已恨之入骨。因为土地流转合同到期，村里不肯续约，他一手创办的黄岩西乡果蔬科技专业合作社，不得不撤离征战了七年的故土。这对合作社发展而言，无疑是重重一击。

　　事情有点戏剧化。七年前，从没想过“从政”的郑开舜，被村民三顾茅庐地请回白石村，当上了村支书。七年来，他创办合作社，带领村民致富，白石村风生水起。而今，却带着怨恨，黯然离开。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黄岩西部的山区，我们记录了白石人郑开舜的故事。从他的眼里，依稀触摸到一个浙江农村几十年来的乡土流变和人们的爱恨情仇。而这一切，都因脚下的土地而起。

　　离开白石村26年，郑开舜或许早已不懂农村。他发掘了土地的价值，却也把自己陷于“危险”之中。满腔的故土之爱，在错综复杂的土地关系中，渐渐冷却。

诀别与留恋：郑开舜的爱恨

　　这是郑开舜第二次告别白石村。第一次，带着留恋，这一次，却是决裂。

　　33年前，年仅17岁的郑开舜，背井离乡前往仙居，当起了打铁匠。从此，他远离白石村，也告别了那片肥沃的高山土地。异乡街头，瘦弱的他，抡着铁锤，敲打出了自己的第一笔财富，彻底脱离了农村生活。

　　因为祖上曾是地主，曾被贴过“地主”后代的标签，对土地，郑开舜有种爱恨交织的情感。自离开白石村后，他就没想过要与土地发生任何纠葛。

　　然而，天意弄人。

　　2005年，年届43岁的郑开舜，在黄岩县城经营着一家副食品批发店。某天回家后，妻子跟他说，老家白石村来了几位村民，没碰到他，就回去了。郑开舜没在意，但不久后，他被告知，已当选上白石村的村支书。

　　起因，就在于土地。

　　2002年10月，台湾仙水农场负责人陈政沼在参加黄岩柑橘节时，听人说起白石村，水土气候十分适合种植台湾果蔬。而当站在白石山顶时，他当即动了心，决定在此兴办果蔬基地，种植高山蔬菜和台湾甜柿。

　　那时，年轻村民大多在外务工创业，田地抛荒严重。于是，村民们大方地与村里签下十年之约，把900亩高山梯田，悉数租赁给了台商陈政沼，每亩田租200元/年。谁知，两年后，陈政沼半途而废，撤出白石村，只留下漫山遍野的甜柿树。

　　台湾人走了，项目失败了，但十年的租赁合约还没撤销，土地又荒芜了两年。这时，留守村里的几位村民按捺不住了。他们找到郑开舜，期盼他能改变白石村900亩高山梯田的命运，也改变留守村庄村民的命运。

　　尽管从没想过“从政”，但经不住村民的软磨硬泡，郑开舜最终还是回去了。他的回归，与其说是不忍拒绝、临危受命，不如说是埋藏在心中26年的思乡、恋乡之情，需要释放、安放。

　　果然，他不负众望。

　　从台商手里接过合约后，2006年，郑开舜领衔注册成立黄岩西乡果蔬科技专业合作社，从黄岩某科研部门引进紫莳药种子，在荒芜的梯田里播下，开始艰辛创业。

　　2008年起，合作社迅猛发展，流转土地面积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白石村。2011年，流转土地面积已达2847亩，拥有社员1300多人。黄岩区也因此多了个称号——“紫莳药之乡”。

　　不过，郑开舜的“仕途”，却没再次发展。2008年，他干脆辞去村支书职务，专心管理起合作社。“不当村干部，也能带领村民致富。”郑开舜说。

　　或许还有别的原因。郑开舜无意中说起，妻子一直反对他当年的选择。3年来，他们时常为此吵架。对此，郑开舜的解释是：“村里事情太多，人际关系复杂，老婆嫌我自找麻烦。”

　　然而，最大的麻烦，却是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回归故土的理由。

　　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农民的观念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对土地的依恋渐渐远去。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与土地相守相依的格局，也被彻底打破。

单纯与复杂：白石村的陌生

　　记者上白石村采访那天，郑开舜临时决定，和我们一起进村。站在毛坪自然村的山路上，白石梯田风光尽收眼底。

　　梯田里，秋意已浓。四季豆藤蔓早已枯萎，无力地攀爬在竹架上；红茄的叶子渐已凋落，颓败的枝蔓上，零星挂着几只果实；唯有紫莳药，恣意地喝着露水，蓬勃生长。身后，是被岁月雕琢过的石头木屋，合着石子路、野草、花香，时光仿佛坠落到了30年前。

　　郑开舜跃入田间，指着田头一个白色的塑胶装置说：“看，这是合作社建起的滴灌。”说着，他拧开龙头，清泉汩汩流出，浸润田地，往事也涌上心头。

　　17岁前往仙居当学徒的翌年，某日，母亲托人捎来口信：“我们家又有田啦，每人分到半亩，一共3亩多！”

　　分田到户，这是让无数中国农民欢呼雀跃的历史时刻。尽管土地产权仍归集体所有，但能自主支配生产，无疑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对郑家而言，分田到户的意义，显得尤为独特。在白石村，他们曾拥有大片土地，主宰着很多雇农的生计。历经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制度演变的一波三折和几十年的岁月变迁，郑家终于彻底告别“地主”印记，蜕变为最普通的中国农民。

　　农民，就是与土地相伴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多与土地相关。白石山上，梯田交错，水稻的生长，需不停灌溉。为了自家稻田能多喝些水，村民之间常有争执。而秋收时，家家户户都会暗自较劲，谁家田地产出的稻米多。杀年猪时，又会相互邀请吃饭庆贺。

　　这是那个时代，一个小山村的全部，踏实、自足而单纯。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世纪之初，位于长潭水库上游、属水源保护地的白石村，已成空心村。改革开放的春风拂来，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袭来，小山村变得不平静了。原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随着年轻人的不断外出，早已分崩瓦解。50岁的村民朱冬友，边当电工，边料理田地。很多外出村民，都把田地扔给他，他已应接不暇。

　　对朱冬友而言，照料土地，不关乎多大产出，而是一种身为农民的责任感。

　　2002年，台商陈政沼接过“朱冬友们”的担子，也在村民平静的心湖里，激起了阵阵涟漪。

　　这是封闭偏远的白石村，第一次触摸到资本；也是淡漠农耕的白石人，第一次意识到土地的价值。

　　可惜，陈政沼不是白石人的“救世主”，这才有了郑开舜的回归。

　　而今，白石村的土地，历经郑开舜的发掘，无疑变得值钱了。

　　2011年底，台商项目的十年之约到期，村里决定不再续约给合作社。理由很简单，因为村里找到了更具诱惑力的外来投资项目。为此，朱冬友等几个核心社员，与村干部闹翻了。

　　这，大大出乎郑开舜的意料。“这么多年，合作社没功劳，也有苦劳。一点人情味都没。”几番努力无效后，郑开舜愤怒、失落，最后彻底心凉了。

　　从被邀回村，到被迫撤离，这是一个何其尴尬的结局。郑开舜突然觉得，白石村变得好陌生。

　　当土地拥有商品的属性后，中国农村社会延续了数千年的乡土结构和人情关系，也随之悄然改变。因土而生的乡情，变得逐渐淡漠。而谁掌控着土地的流向，就意味把持着村庄发展的未来。

沉寂与躁动：山里人的欲望

　　今年4月17日，副理事长朱庆国把最后一批生产物资装上车后，默默告别白石村。搬不走的，是投入200多万元建好的滴灌、高山蓄水池、田间水泥作业道等农业基础设施。

　　当年，他和郑开舜一样，都辞去村干部职务，全心全意打理合作社。他们与村干部的关系，也逐渐疏离、僵化。合同续约不成功，多少与此相关。

　　此后，合作社的任何决策，都变得慎重了几许。比如，不再轻易流转土地，不再轻易投入基础设施，也不再轻易上马新项目。因为不想重演白石村的“悲剧”，合作社还添了条“社规”——若要流转土地，就直接与村民签约，决不和村委打交道。

　　但合作社不会因此死去。经过7年拼搏，它已打响品牌，建立销售渠道，与多地的小合作社建立了战略联盟关系。凭借这些，它照样能生存、壮大。只不过，它不再与农民、土地直接发生关系。

　　然而，白石村的命运，却随着一纸合同的演变，出现了停顿、转折。

　　计划中，今年春天，白石村的高山蔬菜基地，将建起现代化的避雨设施，如今它已成为往事。一个小山村的现代农业之旅，就此戛然而止。当然，是好是坏，并无定论。

　　见到朱冬友时，已60岁的他，还在田间忙碌。知道我们要来，他特意摘了一堆红茄，嘱咐我们带回去：“我们白石村种出来的茄子特别好吃，你们尝尝。”

　　显然，脚下的土地，曾经让他负累，如今让他自豪。

　　对他而言，这十年，过得特别有意义。因为他见证和亲历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没出去打工，有些后悔，却照顾好了家人；把土地交给台商，充满期待，结果荒芜了3年；尔后加入合作社，有点不安，却成了骨干社员，每年收入10多万元。

　　去年，他在合作社负责150多亩田地的耕种和管理，忙碌时，要请十多个产业工人。而今年，因为村里把部分田地转包给了别人，他只从村民手里拿到了40多亩土地。

　　坐在田埂上，朱冬友叹了口气：“听说村里在招商，还做了规划，要发展休闲旅游业，我看难哦。白石村很偏，哪有这么容易？”他说，他有种预感，眼前的900多亩梯田，还会回到合作社里，或许就在明年。

　　郑开舜似乎已不在意。尽管告别白石村，就意味着撤离了大本营，但也让他卸下了多年的乡情负担：“该做的，都做了，我已尽力。”

　　电话里，现任村支书戴显土，兴致勃勃地描绘着白石村的未来：“已经招到客商了，10亿元的投资项目，依托高山生态蔬菜基地，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业。”

　　今年春天，部分被收回的土地，已种上猕猴桃等新兴农作物。对梯田里庄稼的更替，大多村民也不在意。因为他们已经老去，无法侍弄土地。谁出的租金高，就交给谁，如此而已。

　　戴显土是个老支书，既是郑开舜的前任，又是郑开舜的后任。而今，就如当初台商陈政沼的到来，白石村又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