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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陕西省安监局综合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已查出杨达才存款涉及20多家银行，调查结果会在网上公布。同时，三峡大学在校生刘艳峰申请公开杨达才2011年工资的行动仍在继续，他已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陕西省财政厅和安监局公开杨达才工资。

　　一方面，表哥潜伏的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另一方面，表哥的工资仍然是雾里看花。最新的官方说法是，“杨达才的工资均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实施”。公众相信，表哥按国家规定标准的工资收入肯定负担不起奢侈消费，更难以有20多家银行的存款。这更加剧民众对表哥工资的神秘感与好奇心，希望刘艳峰的公益诉讼能有突破。

　　法律在行动，公开挡不住。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一个重要标志——将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纳入了法治轨道，以往“以保密为原则，公开为例外”的行政思维，被“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法治原则所替代。法律界人士认为，条例的颁布实施，成为政府有效公开信息的法律保障。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又形成一道屏障，或者称为一道“玻璃门”。

　　徒法不足以自行。尽管该《条例》已将信息公开变成了政府的法定义务，但是，政府能够自定义信息公开的范围与内容，自主裁量权很大，让政府在履行信息公开这一法定义务时大打折扣，公众的知情权虽然在形式上受到了尊重，而实际境遇却时常遭遇“不属于”。唯有激活法律法规，并进一步细化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与内容，才能让信息公开名副其实、不折不扣。

　　在表哥工资收入是否应该公开上，政府部门或许有“苦衷”。不难想象，正常的公务员工资绝对支付不起如此多的名表消费，隐形收入、灰色收入，甚至是腐败收入就再也潜伏不下去，而背后可能牵扯到的更多见不得人的利益关系也将无藏身之地。

　　表哥的“秒针”应该带动财产公开的“分针”。秒针转一圈，分针动一下。表哥的手表是有“贡献的”，可称为“衍生价值”——它可能成为一名贪官的手铐，也可能成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秒针”。

　　表哥只是那些处于隐身状态的贪官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这几天，新闻又曝出，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拥有21处房产，福建交通厅厅长李德金手戴钻表腰系爱马仕皮带。这一个个腐败案例，无不催促着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推进与普及尽快进入“读秒阶段”，甚至应当给出严格执行与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时间表，这是公众对表哥工资之外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