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十年来，在国家财政的强力支持下，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惠民建设热潮席卷中国。数以十万计的书屋、文化站点、电影放映队出现在广袤的国土上，卫星、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把偏远地区和祖国的心脏连接起来。

　　中国文化的血液在加速流动，带着知识文化的营养从城市流向乡村，流向每一个需要的人。他们在这里取得知识的火种，点亮人生的梦想。文化惠民，在这里改变中国。

　　文化设施普及，城乡差距缩小

　　绿色的田野、清新的空气、朴实的民风、宁静的生活……在许多城里人眼中，农村象征着一个田园牧歌似的梦。但是当你真的在农村住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在城里唾手可得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在许多农村地区可望而不可得。曾几何时，文化设施短缺、文化生活贫乏，相当多的农民一年到头读不到一本书、看不上一场电影。他们渴望科技知识，脱贫致富；他们期盼文化娱乐，丰富生活。

　　人民的需要，就是党和政府努力的方向。为了改变农村文化建设的薄弱局面，十年来，以农家书屋、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惠民工程相继上马，顺利推进。无数精彩的故事在这里上演，无数人的命运因之而改变……

　　夏家村是山东省临沂市的一个小村子，种植大棚鲜切花是村里延续多年的农业项目。由于缺乏技术，夏家村的鲜切花质量差、销量小，效益始终上不去。看着大片的非洲菊被病虫害糟蹋，村民夏宗明不知咽下了多少苦涩的泪水。为了学技术，夏宗明和乡亲们经常骑车到城里书店找书、买书，20多里的路程来回就是一个多小时。借书难、买书难、看书难，让夏宗明他们感叹不已。

　　这一切随着2007年农家书屋在村里落户而终结。夏家村的书架上各类有关花卉种植的图书让夏宗明如获至宝，反复钻研之下，养花技术大进，大棚面积从原来的3亩一下子发展到了200多亩。2009年，夏宗明培育的非洲菊TM9在北京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上一举夺魁，成为临沂市唯一获得国家级金质奖的花卉品种。怀抱鲜花的夏宗明流泪了，他打心眼里感谢那间仅有30平方米的小书屋。

　　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随着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向农村基层的大面积延伸，越来越多的农民打开了眼界、掌握了技能，走上了致富路。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任何事情乘以13亿，都将是世界级难题。十年来，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力度之大、数量之多、效果之好，也堪称是世界级的。目前，全国84%的行政村拥有农家书屋，83%的乡镇建有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100%的行政村开通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100%的乡镇建有综合文化站，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年放映电影近800万场次，观众超过18亿人次，基本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尽管和发达国家相比，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还只是广覆盖、低水平、保基本的，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不论是设施、技术还是内容都是领先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广泛普及缩小了城乡间的文化差距，保障了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这些设施如同一座座知识的宝库、文化的灯塔，将文明之光照亮乡野，从根本上改变和提升着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素质。

　　文化理念更新，服务壁垒消除

　　十年来，文化惠民建设收获的不仅仅是一座座崭新的现代化设施，更有新的文化理念——公共文化服务只有坚持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才能体现出公共文化的公共属性。公共文化原本就是属于你我他的。

　　从2003年起，杭州市图书馆就开始实行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包括乞丐和拾荒者。图书馆对这些特殊读者的唯一要求，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这一举措推行以来，引起一些读者的不满。对此，馆长楮树青的回答是：“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

　　文化应如阳光，平等地照耀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在公共文化服务面前，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不分地位……所有人都是服务的对象。这既是崇高的目标，也是基本的要求。如今这一理念随着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的免费开放而日益深入人心。

　　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2952个公共图书馆、3285个文化馆、3413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5个省级美术馆实现了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据不完全统计，仅2011年3月至10月，全国各级文化馆免费开放服务人次514.45万，比2010年全年429.8万人次增长19.7%，各级公共图书馆到馆人次4.27亿，比2010年全年3.28亿增长30%。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公共文化机构，尽情享受文化的魅力。公共文化资源的社会效益成倍放大。

　　有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将“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写进了全会的《决定》，为中国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2.42亿农民工的文化权益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关注，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凸显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理念的进步。

　　近年来，文化部门以农民、进城务工人员、老年人、未成年人、下岗失业人员、低收入人群、残障人群等群体为目标，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等措施，推动公共文化资源向特殊群体倾斜。

　　与此同时，“三下乡”、“送欢乐下基层”、“流动舞台车”、“春雨工程”等文化惠民活动深入老少边穷地区，哪里最需要文化知识，就到哪里去。在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在新疆阿克苏边境地区，在东海之滨孤岛，在黑龙江最北的漠河……处处闪现着文艺家和文化志愿者的身影。

　　群众想看演出，但高昂的票价令人却步；剧团想演出，但演一场赔一场，如何持续？在目前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这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看似无解的问题，政府部门一旦转变思路，就变得有解了。

　　陕西省渭南市通过政府大力扶持、大幅降低票价等措施，打造出一个特色鲜明的公益文化活动品牌——“周末一元剧场”。自2007年11月起，由渭南市秦腔剧团在每个周末组织一场以全本大戏为主的文艺节目，象征性地收取一元票价。渭南市政府按照每场3000元的标准，对“周末一元剧场”进行补贴。剧团获得了生存保证，老百姓看得心满意足，双赢！

　　类似的文化惠民活动在中国各地已蔚然成风。江西的“相约春天”，河北的“高雅艺术下基层”、“太行情、老区行”，辽宁的“振兴之歌”、“红诗辽宁”……各成品牌、精彩纷呈。而更重要的是，各地政府把这视为应尽的责任，百姓把这看成应得的服务。“公共文化资源必须服务广大群众”的理念，已在人们心中扎根。

　　文化财政给力，跨越增长重点倾斜

　　总体上看，这十年，是我国文化设施数量剧增的十年，是城乡居民文化生活日趋丰富的十年，同时也是文化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十年。这种快到底有多快呢？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五”到2001年，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共计610.42亿元。而2007年至2011年，5年间国家投入的文化事业费达1454.99亿元，年均增长20%。5年相当于前50年两倍有余。

　　文化开支的这种增速在新中国历史上，在改革开放以来，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是国家财政实力大增，一方面是舍得给文化投资，两个因素促使大笔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文化惠民由此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增速是在以往投入严重不足基础上的增速，带有一定程度的补偿性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的目标，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应保持连贯。对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国家政策层面给文化投入持续增长加了一道保险。

　　长期以来，我国大量的文化资源集中在东部和中心城市，中西部地区和基层、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陈旧，设备落后，人员不整。因此，文化投入在总体均衡的同时，也要有重点，有倾斜。非如此，不足以使落后地区尽快赶上来。

　　目前，文化事业费的增量部分主要用于基层、用于农村，并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通过文化事业费结构的调整，有效改善了文化民生，促进了文化权益均等化。2011年，西部地区文化事业费108.59亿元，占全国的27.7%，比重比2007年提高了6.2个百分点。文化事业费进一步向基层倾斜。2011年，县及县以下文化机构文化事业费187.12亿元，占47.7%，比重比2007年提高了19.5个百分点。

　　文化投入的增加促使城乡文化基础设施不断普及、升级，文化活动有了坚实的阵地。如今，不管多么偏远，人们总能在当地看到合唱团、鼓乐队、秧歌队、舞蹈队等群众性文艺团体的身影。弦歌处处，遍及城乡。文化惠民，正在这里改变中国。

　　（原载8月30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