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有很多人辞别人世，也有更多的人来到世间，死死生生，实在是平常事。何况去少来多，后生可畏，没有什么东西是带走了以后补不上的，借用鲁迅的话说，无论去和来，都不妨“欢天喜地”，因为，这就是“进化”。

　　可是，这等豁达开阔之论，我有时却难以领受。这些年来，分明有几位长者的离去，让我非但不能“欢天喜地”，反觉得天地因之而有些暗淡。他们都是文学和学术的前辈，都宽容、鼓励和教助过我，但我的悲哀却主要不是为了这些。我是觉得，中国人的有些本已日见稀少、弥足珍贵的精神品质，因了他们的辞世，愈见其稀了。

　　比如贾植芳先生。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干瘦的老人，一口山西话，坐在书房的藤椅上，热情地招呼：“好好，这边坐……”对年轻人，他似乎一概都招呼：“来嘛，来家里喝酒！”我多次见他主持或参加研究生论文的答辩会，每一次他都热情鼓励，没见他说过一句严厉批评的话。我很爱听他聊天，那是真正的聊天，随意而谈，他又有说不完的俏皮话，其中有一些，他还喜欢反复说，纸烟袅袅，哄笑阵阵，那间窄小的书房里，常常坐一大堆年轻人。而和那烟气一起升腾的，是一种依然毫不隐晦的尖锐。他谈种种往事，更谈种种新闻，表情生动，口吻不一，但一种对于权势的真正的不在意，贯穿始终。因为饱经磨难，不惯激愤，贾先生那些俏皮话，更衬出这不在意的平和牢固，令人心安。

　　王元化先生又是另一番模样。他很少笑呵呵，大概也没人会用“随和”形容他。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曾生动地描述元化先生的眼睛，那常常是一双专注、尖锐而严厉的眼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硕士毕业，他来主持我的论文的答辩会，就是那样严肃地看着我，我有口吃的毛病，但不严重，那天却紧张起来，结巴得不像样子，最后还是他发话：“不要紧张，慢慢说……”我才把答辩会对付下来。元化先生是湖北人，声音响亮，脾气大，定下了标准，轻易不降。他给我的学位论文打的成绩是“合格”，说：“做论文能合格，不错了！”

　　如果把“进化”理解为“向善和美的变化”，那可能并不能说，“进化”是一个与我们不相干的词。但是，至少我眼见的范围内，有些好的东西少了，并不见得就能补上。就拿上海来说，最近半个多世纪里，拆掉了多少让今人后悔不迭的建筑物？和这有形的毁灭相比，无形的断绝就更可哀了，比如读书人的高远的志向、自尊的情怀，那是要多少代人赓续接承，才能积累起来？比如学者对治学的讲究、对学术作为天下公器的确信，也是要多少代人身体力行、以著述和人格交互培育，才能稍稍形成稳定的传统？可是，所有这些，要破坏掉又是多么容易！贾先生和元化先生，都曾丧失写作和人身自由，这情形要是再延长十年，他们可能都捱不过去。

　　想到两位先生，同时就想到了上面这些话。他们生前，其实都知道这些，也都感叹、讽刺或怒斥，说得比我更深切。就从这里，你大概也能推测，他们其实是相信鲁迅那“热风”式的豁达开阔，觉得仍可以寄希望于将来的吧？至少此刻，我在这一点上很难追随其后，但是，我会一直记住他们的这份信念。

　　（原载《清园先生王元化》，本报有删节）

　　王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