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施晓义 俞亦赟 刘刚

　　站在全新的起点上，如何突破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让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充分涌流，让一切促进发展的活力竞相迸发？这不仅是对小城市决策者的考验，更决定着小城市的发展未来。

　　新政策聚人气

　　由“镇”变“城”，转变的核心因素是人。

　　陈华是诸暨市店口镇吴家塔村村民，以农村宅基地换镇里新房，明年4月他就将搬进新居。他告诉记者，虽然离开了土地，但作为店口镇新居民，他有“店口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卡”，看病时门诊能报销50%，如住院报销比例还可适当提高；作为被征地村民的父母,每人每月可领养老保险金310元，还可领一笔60岁以上老人每月100元的养老金；更重要的是，根据镇里的“12年制义务教育”政策，他读小学的9岁女儿一直到高中学费都全免。

　　发生在陈华身上的这些变化，正是我省小城市试点镇创新公共服务机制的一个缩影。通过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农村宅基地换城镇住房等制度创新，让越来越多就近就地转移到小城市试点镇的农民成为“看病有医保、养老有保障、读书全免费”的市民。

　　在小城市试点镇，这样的改革正全面铺开。嘉善县姚庄镇在原有承包权不变的情况下，鼓励农民以农村宅基地换城镇新住房，一下子吸引了860户农民进城，并如愿搬进了镇区桃源新邨新建的1188套新房。这一换，3200多名农民换成了“工作在园区、生活在社区”的市民，原有的997亩宅基地通过置换节约出了530亩土地。

　　“人进城、地流转、房置换”,是小城市试点镇体制创新的核心内容，有效促进了劳动力、土地、资产等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

　　去年以来，27个小城市试点镇共帮助上万名村民“洗脚进城”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节约了农村住房建设用地2849亩，促进了土地流转，流转率比全省高6.1个百分点。

　　众多创业者、管理研发及高技能人才也竞相到小城市试点镇落户兴业。店口镇为新店口人、新农民、新青年打造了“三新”创业园，江西人陈先杰踌躇满志地在店口开起了五金配件厂；吴兴区织里镇帮助64家企业与高校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姚庄镇设立150万元的校长基金吸引优秀教师……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新服务提效能

　　经济总量、人口规模超过中西部县一级城市，却仍按老的乡镇管理体制运行，我省不少小城市试点镇都存在“小马拉大车”的问题。而小城市培育试点，就是通过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下放行政审批权、执法权等管理权限，破解发展束缚。

　　在绍兴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钱清分中心，正在办理房产证的钱清镇前梅村村民周浩焕对记者说：“以前要柯桥、钱清两头来回跑，真当麻烦。现在办事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太方便了！”据介绍，该中心已进驻16个县级部门，可办理159个事项。

　　省发改委副主任、省中心镇发展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姚作汀介绍，目前已有26个小城市试点镇设立了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每天办理审批服务事项4771件，镇日均办理177件，基本做到为民办事、为企服务不出镇，方便了群众和企业。

　　“看得见管不了、管得着看不见”的乡镇管理难题，因为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得以破解。义乌市佛堂镇将国土、农业等23个部门2269项行政处罚事项统一纳入镇综合执法平台，在查处违法建设、环境污染这两大群众投诉最多、乡镇工作压力最大的突出问题上作为彰显。目前，我省27个试点镇都组建了行政执法机构，镇均拥有可直接行使的执法事项346项。

　　而运用现代网络技术集多种职能于一体的城市应急维稳中心，则使小城市试点镇创新了城市管理体制。临海市杜桥镇投资1300多万元建成了社会应急指挥系统和感知城管系统，对所有烟花爆竹和油漆销售点进行GIS定位管理，建立了1243种危险化学品处置数据库，做到实时监管、及时处置。

　　新机制添活力

　　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小城市，投融资机制及财政体制也焕然一新。

　　拓宽融资渠道，引得各类资本竞相而来。乐清市柳市镇垃圾焚烧发电厂、苍南县龙港镇污水处理厂等通过BT或BOT方式顺利运行；鼓励企业上市直接融资，仅去年就新增了万安科技、露笑科技等4家上市公司，目前27个小城市试点镇拥有18家上市企业。

　　活跃的体制，吸引了大批金融机构来到小城市。钱清镇党委书记孙忠富自豪地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在钱清都设有营业网点，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也纷至沓来，连财通证券也在这开了分支机构，我们一个镇就有10多家金融机构。”

　　财政体制改革亦破题。小城市试点镇实行“划分税种、核定基数、超收分成、三年不变”的一级财政体制和税费优惠返还机制，激励试点镇加快发展。在余姚市泗门镇，受益于新财政体制，去年净增加镇级财政收入7200多万元。而泗门镇、慈溪市周巷镇、苍南县龙港镇还建立了金库，进一步健全了财政结算体制。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小城市培育试点正成为浙江改革创新精神的生动诠释，为浙江转型发展打造了体制机制新优势。